秘鲁民众在长时间的权衡之后,终于选出了新的国家领导人。经过四次总统大选的挑战,藤森主义(Fujimorismo)的旗手藤森惠子终于登上权力之位。最终决选投票得票率为50.135%。仅以0.27个百分点、票数上仅约4.9万票之差,压过野党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所取得的49.865%,是一场极度胶着的对决。由此,藤森惠子将从本月28日的就职典礼开始,在未来五年领导秘鲁行政部门。
然而,赢得胜利的当选人藤森惠子前路并不平坦。确保其所立足的执政基础的稳定性,已成为当前课题。落选的野党候选人一方要求对选举过程进行精密核查,令政局紧张升温。由于差距微小,当选人在实现广泛的国民整合上背负了不小的压力。
本次大选结果完整反映出秘鲁社会的结构性两极化。安第斯高山地带的农民与被边缘化的原住民,压倒性地支持野党候选人。但包括首都利马在内的主要城市地区则把票集中投给了藤森惠子。缝合地理与阶层裂痕加深的社会现实,是新政府面临的第一道考验。
这里我们应关注的本质性问题另有其在。为何秘鲁总统大选每次都重复如此极端的对立与选后阵痛,以及为何选举结束后竟要过去22日才完成官方计票这一奇特延迟反复出现。这些现象背后,是秘鲁政治体制所具有的结构性悖论。这不仅是远方国家的政情,对思考民主制度改革的韩国政界与学界也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证性启示。
秘鲁选举总是收敛为极端血战,其背景在于“决选投票制”所具有的制度特性。第一轮投票时有超过30名候选人林立,在这种极端碎片化之中,进入决选的前两位候选人第一轮得票率合计仅为30%左右。未能抢占多数选民坚定支持的候选人进入决选后,在正式对决中,为牵制对方阵营执政的中间势力战略性联盟被临时拼凑出来。
最终选民被迫做出次优甚至次坏的选择,而非积极的支持。虽然存在为阻止巨大两党独占、确立多党制而主张引入决选投票制的声音,但秘鲁的案例恰是极好的反面教材,表明该制度反而可能助长候选人林立,并在就任之前就削弱当选者的政治正当性(Legitimacy)。
更大的问题在于,大选结束的同时,这种战略性联盟可能以要求分配持股份额般的账单形式提前瓦解。为胜选而结盟的伙伴们开始要求行政部门的份额,在议会内外对执政者施压。笔者在现场目睹的秘鲁政治结构性脆弱,正是由此开始。分配给各政党的部长职位,有可能损害行政部门一贯的施政纪律。若如此任命的部长在成为对国政负责的阁员之前先代表所属政党的利害关系,便会演出国家元首即总统的指挥权难以正常运作的畸形政局。
此外还存在制约当选人国政掌控力的内部因素。那就是藤森惠子甚至连自己领导的政党内部都未能完全团结。与过去以强大魅力控制政党不同,如今党内存在依利害关系分裂的多个派系,各自发声。若本应防御野党攻势与中间联盟要求的执政党因内部凝聚力削弱而各自求生,新总统的领导力将内外受到强烈挑战。
牵制行政部门政策推进的议会制度性手段同样强大。以秘鲁宪法最脆弱的环节、具有解释模糊性的“道德无能力(Incapacidad Moral)”名义的弹劾制度最具代表性。议会一直将总统的政治失误或缺陷扩大解释为道德无能力,把弹劾制度作为政治攻势的手段。执政党内部凝聚力薄弱的总统毫无防备地暴露于野党攻势之下,在没有明确司法嫌疑举证的情况下,仅凭议席数这一人数逻辑就使总统在短期内被停职的宪政残酷史反复上演,其本质原因正在于此。这是展示当权力结构设计未能精细划定制衡与均衡界线时系统如何瘫痪的宝贵宪法学案例。
这种结构性延迟在选举行政上同样延续。本次大选也是在投票截止后整整22日、直到本月3日,国家选举法庭(JNE)才发布正式当选宣告。在尖端数字时代,整个国家在超过三周的期间处于行政空白状态,这一现实源于秘鲁险峻地形特性带来的物流限制,以及前现代的异议审查结构。
更进一步,正式当选宣告后仅25天,即7月28日便立即举行总统就职典礼,这是极为致命的制度盲点。要接收庞大的国家行政机构、掌握国政议题、整理改革议程并确立新的国政方向,时间远远不够。甚至连甄选并排定填补内阁与总统府的必要人力都几近不可能。选举行政的延迟侵蚀政权交接期限,新总统连构建系统性路线图的余裕都没有,从就任第一天起就被推入激烈的政争战场。这一点为“时间表的一致性”在行政学上何等重要敲响警钟。
笔者所目睹的秘鲁政治的这一切危机,绝非特定个人的越轨,很大程度上源于“制度整备不足”。助长第一轮投票碎片化的选举法、诱导短期联合执政的政党体制、使政权交接瘫痪的选举行政,以及放任议会滥用弹劾的宪法条款——秘鲁的民主制度带有与谋求国家稳定相反、反而放大政局不稳的结构性矛盾。
掌握既得利益的议会与政治精英对制度改革消极的原因也在于此。秘鲁媒体与学界常以“借用招牌(Vientre de alquiler)”这一自嘲式用语,批评每到大选季就不问意识形态认同或党员基础、仅依靠资金实力与知名度推出候选人的畸形政党政治。在沦为短期夺取政权平台的政党结构中,对掌权议员而言,选举制度透明化或弹劾条件严格化可能被视为自我限制政治影响力的行为。对照每逢选举季就反复合纵连横、建党分党的韩国政党政治史,更能深刻体会政党体制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对民主巩固是何等核心的要素。
近来为牵制议会独断与轻易滥用弹劾,秘鲁进行了回归参议院制(两院制)的制度大手术,但这是否能满足期待也完全是未知数。虽然存在参议院将成为平息众议院党派亢奋的缓冲地带的乐观论,但若参众两院皆被野党掌控,行政部门反而会在两院的双重牵制与压力中孤立,导致国政完全瘫痪。归根结底,即便更换制度外衣,若运营制度的政治精英的行为与政治不变,新制度只会成为使国政运营更加困难的另一重约束。
结论显而易见。纵然藤森惠子夺得了她如此渴望的大选胜利,等待她的政治环境绝不轻松。在当选者难以稳定施政的结构性条件下,她只能时时刻刻进行令人心力交瘁的“协治与妥协的政治”。今日秘鲁所承受痛苦的本质不是领导人的缺位,而是缺乏支撑总统施政的负责任政党体制、可预测的议会格局、受信赖的选举行政,以及充分的政权交接期这一“民主主义的质性基础设施”。
期待在极度忧虑与紧张的政局中,新当选人能收拾党内派系裂痕、与野党达成大妥协,并展现抚慰受伤民心的包容政治。真心祝愿藤森政府克服制度局限、成为成功的政府,也祝愿中南美长期友邦秘鲁终能切断恶性循环、重建宪政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