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7-02 | 김정곤 논설위원

[周四清晨]最低工资为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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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资审议今年再次超过法定时限。在劳资双方紧张对峙中,每年都无法在期限内达成一致,最低工资委员会的构成和最低工资决定方式的结构性局限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最低工资制度以1986年12月制定的《最低工资法》为基础,自1988年1月起实施。实施首年仅限于10人以上的制造业,此后适用范围逐步扩大,自2000年起适用于所有事业单位。以法律制定为准,今年迎来40年,但尽管劳动市场发生变化,运营方式却没有太大改变,“制度落后于时代”的批评不绝于耳。

现行最低工资委员会由劳动者委员、使用者委员、公益委员各9名共27人组成。劳动者委员由民主劳总、韩国劳总两大劳总推荐,使用者委员由韩国经济人协会、中小企业中央会、小商工人联合会等使用者团体推荐。这一结构源于1987年劳动者大罢工之后出于政治考虑而对劳资双方等额配置。可以说从一开始就被设计成更接近阵营对决而非劳资协商的格局。其结果是,每年劳资反复进行消耗性冲突,超过法定时限,最终由政府方代表公益委员投票收尾的结构固化下来。制度实施以来,遵守法定时限的情形仅有九次。通过劳资协商决定的情形,包括2026年度最低工资在内也仅有八次。

决定标准的模糊性也是问题。现行《最低工资法》第4条列举了劳动者生计费、类似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劳动生产率、收入分配率等考虑因素,但恰恰缺乏核心的优先顺序或权重标准。经济增长率、物价上涨率、对就业的影响等核心经济指标也不在法定考虑范围内。由于没有明确标准,每年只是重复情绪化的争论,基于数据的审议遥不可及。

以两大劳总为中心的劳动者委员的代表性问题也值得审视。受最低工资直接影响的绝大多数是女性、青年和小微企业劳动者。据韩国雇佣劳动部和国家数据处的数据,领取最低工资水平工资的劳动者中,女性占62%,20多岁及以下占22%,5人以下小微企业从业者占42%。相反,韩国的工会组织率以2024年为准仅为全体劳动者的13%。而且民主劳总以公共部门和大企业正式职工为主,韩国劳总以大企业、金融业正式职工为主。在这种现实下,很难认为两大劳总能够完整代表劳动弱势群体。

尽管如此,两大劳总仍提出明年最低工资的最初要求方案为比今年上调16.3%的时薪1.2万韩元,并挂钩15日总罢工这张牌,向使用者方施压。有批评认为,两大劳总打着改善低薪劳动者待遇的旗号,实际上是要贯彻以大企业正式职工为中心的自身政治利益。

此前关于必须改变最低工资决定结构的指摘不绝于耳,但政府和国会都未能带来实质性变化。引入国会推荐制或新设独立机构等多种方案曾作为法案提交,但因利害冲突而未能得出结论。最终,最低工资委员会沦为不是形成社会共识的机构,而是依赖公益委员投票的结构。

最低工资不是劳资较力的对象,而是保护社会最脆弱的低薪劳动者的最后安全阀。在为时更晚之前,必须全面改革最低工资委员会的构成和最低工资决定方式。改革助长阵营对立的27人体制、提高专业性是现实的替代方案。特别是应将劳动者委员的推荐权从两大劳总扩大到非正规职、平台劳动者、青年层等实际受最低工资影响的群体,使代表性得到恢复。

最重要的是构建可预测的最低工资决定体系。若制定反映物价、经济增长率、就业状况等的客观标准,就能大幅减少每年重复的消耗性争论。虽然今年未能实现,但也应制定考虑支付能力的分行业适用方案。对所有地区、行业适用同一标准的现行方式,对小微自营业者和劳动弱势群体都是负担。亟需像海外那样进行反映地区、行业特性的制度性补充。希望最低工资制度摆脱陈旧的冲突结构,重生为劳动者与企业共生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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