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16日,忠南天安市7名初中二年级学生集体殴打患有智力障碍的初中三年级学生A某一事被曝光,引发公愤。他们涉嫌将A某拖到人迹稀少的室外休息区和楼顶等处,用烟头烫其身体、强迫其吞食蜗牛,施暴超过两小时。据悉,主导施暴的学生在作案时曾说“我们是触法少年,没事”“就算被抓也不用去少年院”。
在全南光阳的一家无人商店,几名初中生偷走价值数百万韩元的宝可梦卡片后被抓。他们遮住面部进入店内,把货架上的卡片盒装进塑料袋带走,受害店主以二手交易平台上的出售帖为线索,亲自追踪嫌疑人。但由于确认施害学生属触法少年,案件转为少年保护程序,而非刑事处罚。
尽管社会对话协议体建议维持现行触法少年年龄标准,政府仍选择有条件下调,这被解读为反映了此类触法少年犯罪的增长势头和日益扩散的加强处罚民意。专家之间慎重论依然存在,但政府认为,接连发生的集体殴打、盗窃事件已使市民对完善制度的要求增大。
据政府与国会28日消息,被警方抓获的触法少年从2021年的1万1677人增至去年的2万1095人,增加9418人,增幅达80.7%。杀人和抢劫案件减少,但性暴力从398件增至739件,增长85.7%;盗窃从5733件增至1万110件,增长76.3%。其中暴力案件从2750件猛增至5520件,增幅100.7%。被警方抓获的触法少年在2021年突破1万人后,2024年突破2万人,自2020年以来从未减少过。
少年保护案件也呈增长态势。据法院统计月报,去年少年保护案件受理总数为5万1360件,比2015年的3万4074件增加50.7%。其中触法少年案件为2万2598件。有分析称,保护少年中触法少年比重上升等,显示少年犯罪低龄化趋势明显。日常中体感度高的盗窃、暴力犯罪乃至性暴力犯罪均增加,由此引发“仅靠现有保护处分应对是否足够”的质疑,进而导致年龄标准下调。
民意也偏向下调标准。今年3月韩国盖洛普以全国1002名18岁以上人群为对象进行的调查显示,81%的受访者赞成下调触法少年年龄标准。韩国教总于今年4月27日至上月5日以全国8900名教师为对象进行的在线问卷调查中,也有96.4%的受访者赞成下调年龄。还有分析认为,近来涉及校园暴力和侵害教权等题材的电视剧引发国民共鸣并广受欢迎,也产生了影响。东国大学警察司法学院名誉教授李润浩表示:“与立法当时相比,如今的13岁更成熟,且处在容易接触犯罪手法的环境中”,“法律也应反映社会状况的变化”。
也有人期待有条件下调能起到犯罪抑制作用。即便限于重大犯罪,只要保留刑事处罚的可能性,就能减少向触法少年传递“不会被处罚”的错误信号。顺天乡大学警察行政学系教授吴允成表示:“即便是有条件的,对重罪也保留了处罚可能性,因此核心在于年龄下调”,“不会向触法少年传递‘犯罪也不会留下前科’的错误信号”。
不过,即便有条件下调成为现实,争议预计仍将存在。最大焦点是哪些犯罪算“重大犯罪”。杀人、抢劫、性犯罪等重大性明确的犯罪不难设定标准,但集体殴打、特殊盗窃、网络性犯罪、深度伪造犯罪等要包含到何种程度则难以判断。标准收紧则实效性下降,放宽则实际上可能产生全面下调的效果。
同一案件中12岁与13岁共同参与时刑事责任适用不同,由此引发的公平性争议也难以避免。特别是当12岁触法少年主导作案、13岁共犯参与时,可能出现主犯仅受保护处分、只有共犯成为刑事程序对象的矛盾。
还有人担忧,年龄下调能否真正带来犯罪减少并不确定,而年幼时留下刑事处罚记录可能对回归社会和防止再犯产生负面影响。也有人指出,在少年保护案件和送交少年院人数已增加的情况下,仅靠下调年龄能否减轻教化负担尚不明确。东国大学警察司法学院教授郭大京强调:“需要扎实地准备能让少年们反思自身行为、改变想法的高效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