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大会结果是结论,委托书是依据
股东大会宣布结论。但经营权之争会重新追问这一结论形成的过程。董事选任议案是否通过。审计委员候选人是否获选。章程修改案是否跨过特别决议门槛。会议主持人整理出席股份数与赞成、反对票数后宣布结论。然而一旦纠纷开始,问题立刻下沉到数字之下。哪位股东被计为出席。哪位代理人行使了谁的表决权。哪些委托书成为有效票,哪些委托书被排除。当电子投票、书面投票、现场委托书、亲自出席指向彼此不同的方向时,什么被视为股东的最终意思。
决议要件以比例表示,但其分母与分子都是法律判断的结果。出席股份数一旦变化,通过所需的赞成股份数也随之变化,一张委托书是否计入,可能决定能否跨过过半数或三分之二的标准。表决核验并非在计票结束后确认数字的工作,而是构成决议要件,并留下足以在日后诉讼中站得住脚的依据的工作。
这一问题已不再是例外性纠纷的问题。通过电子信息披露系统,表决权代理行使劝诱参考文件被披露,不仅在定期股东大会季,在临时股东大会、高管选任、章程修改、结构重组、股东提案等局面中也会进行表决权劝诱。电子投票与电子委托书等非现场表决权行使与委托手段,也在拓宽股东的参与路径。股东大会正从确认既已形成的治理结构的程序,转向能够实际改变该治理结构的程序。这场竞争的最小单位就是委托书。
特别是在董事与审计委员选任、章程修改、分红政策、合并与分立等议案上,微小的票差就可能决定结论。票差越小,纠纷的焦点越会从“谁赢了”转向“计了哪些票”。因此表决核验是股东大会决议要成为在市场与法院面前可被说明的结论的前提。它是在股东大会胜负中落败一方提出事后异议之前很久、在决议成立的那一刻就已被要求的条件。
委托书纠纷有四个问题
若仅把委托书纠纷视为“文件是否有瑕疵”的问题,就容易忽略法律关系的实质。这里依次摆着四个问题。
以何种信息与方式向股东请求委托。股东向谁授予了何种范围的代理权。代理人依该权限实际行使了何种表决权。该表决权的计入或排除对决议效力有何影响。
第一个属于资本市场法上表决权代理行使劝诱规制的领域。第二个是关于Commercial Act与民法上代理权的成立与范围的问题。第三个是股东大会现场的表决权行使与主持人计票的问题。最后一个是决议撤销、无效、不存在等公司法上救济的问题。
不区分这些层次,就容易得出夸大的结论。仅因劝诱程序存在问题便断然否定委托书的效力,或反之认为只要确认了股东意思,劝诱、证明、表决程序的一切瑕疵便烟消云散,都容易陷入谬误。劝诱的合法性、代理权的存在、表决权的行使、决议的效力密切相连,但并非同一个问题。
表决权劝诱规范票的形成过程
在上市公司,表决权代理行使的劝诱并非单纯的请托。必须提供能够知悉由谁劝诱、就哪些议案请求作出何种表决权行使、股东就多少股表示何种意思的委托书用纸与参考文件。要求行使或不行使表决权的行为、要求撤回既有委托的行为、以取得表决权为目的提出意见的行为,也可能进入劝诱的范畴。
其核心不是形式上的信息披露负担,而是股东意思的形成。股东应在获得充分信息的状态下自由决定表决权行使的方向。因此,股东大会前夕的投资者关系活动也可能处在界线之上。公司向机构投资者说明经营现状属于通常的投资者关系活动。但一旦请求就特定议案赞成或反对、或支持特定候选人,单纯的信息提供便可能带有表决权劝诱的性质。股东提案一方也不例外。提供了哪些文件、作了哪些说明、以何种方式取得委托,日后都会成为记录的问题。
因此,劝诱参考文件并非单纯的宣传品。它是公司与股东提案方各自向市场提交自身逻辑的正式文件。候选人的履历与适格性、议案的必要性、反对理由、表决权行使方向都在其中整理,而在事后纠纷中,委托书是以哪份文件与哪些说明为前提作成的,会成为重要线索。
不过,劝诱规制是否被违反与个别代理权的私法上效力必须区分。劝诱文件已合法披露,并不当然证明个别股东的委托实际成立。反之,仅因劝诱程序有瑕疵便断定个别委托的效力总是立即消灭,也有困难。但若存在对委托与否的判断有重大影响的虚假记载或遗漏,情况便不同。此类瑕疵不止于单纯的行政规制违反,可能连接到决议方法的违法或显著不公。收集票的程序同时也是留下证据的程序,但该证据证明什么,须分阶段来看。
原本主义要守护的不是纸
Commercial Act要求代理人向大会提交证明代理权的书面。韩国大法院2009年4月23日宣判的2005다22701、22718号判决认为该书面指委托书,同时判断公司一并要求的印鉴证明书或出席证是为更确切确认代理人资格的手段。其意旨是,若能以其他方法证明委托书的真实性与委托事实,则不能仅因缺少此类辅助文件而否定代理权。
该法理并非要轻视形式,反而准确指出了形式应发挥的功能。委托书是否确由实际股东作成并交付。文件事后是否被变更。受托人是谁。受托股份数与各议案的权限到何范围。原本与本人确认资料正是为迅速客观确认上述事项的证据。韩国大法院2004年4月27日宣判的2003다29616号判决认定经传真输出的委托书不能视为原本,也可从明确代理权有无、稳定决议成立的意旨来理解。原本主义要守护的不是纸,而是代理权的明确性与决议的稳定性。
电子委托书并未消除这一问题,而是使其转移。电子签名不会仅因采电子形态而被否定效力。但“可以使用电子委托书”这一事实,与“代理权证明的一切问题均得以解决”这一命题并不相同。本人认证手段、电子签名的可信性、系统日志、作成与交付时点、文件的完整性、现场提交方式,必须连接成一个证据结构。电子化把纸张物理同一性的问题,转换为电子记录真实性与完整性的问题。
比空栏更重要的是股东的客观意思
委托书存在记载遗漏或错误,并不总是产生相同的法律效果。
即便股东编号填写有误,只要能通过姓名、持股数、联系方式与本人确认资料特定委托人,该错误未必立即意味着代理权不存在。反之,即便所有栏目都已填满,若签名、盖章的真实性令人怀疑,受托股份数与各议案指示相互矛盾,作成经过又无法说明,仅凭外观也难以成为稳定的有效票。
委托书的效力与范围并非仅由文字决定。须结合作成经过、劝诱过程、当事人意欲达成的目的与其他确认资料,确定股东的客观意思。委托书审查不是数空栏数量的工作,而是判断公司能否合理确认代理权的存在与范围的工作。
此处尤须区分代理人栏的空白与赞否栏的空白。上市公司实务中,存在把代理人栏留空的委托书用纸发给股东、股东未补填该栏便寄回的情形。此时,持有委托书者或被补充记载者能否视为股东的代理人便成为问题。但这属于“谁是代理人”的问题。赞否栏未标示则是“朝哪个方向行使表决权”的问题。
股东向代理人授予各议案判断裁量权的情形,与单纯漏填赞否栏也不同。白纸委托的本质不在空栏,而在裁量的授予。须审查委托书文字、劝诱过程中的说明、关于修正案或现场提出议案的条款、明示的劝诱方向乃至寄回经过。并非所有白纸委托都有效,也并非所有未标示赞否的委托书都被排除。
重复委托问的不是时间,而是撤回的范围
同一股东向不同代理人出具相互冲突的委托书时,通常的问题是能否认为后一份委托书撤回了在先委托。但“后委托优先”并非机械适用于一切案件的法定公式。
还须确认后行委托是撤回了先行代理权的全部,还是仅就特定议案或部分股份作了变更,以及委托书上记载的时间是否与实际作成、交付时点一致。民法上委托处理事务的委托契约,与使其对第三人行使权限的代理权授予也有区别。仅凭存在后行文件,并不能自动确定在先法律关系在何种范围内消灭。
可能时应向股东本人确认最终意思,并将确认的日期时间、方式与答复内容留存记录。尊重最终意思是原则,但哪一意思是最终意思,须以证据说明。
电子投票到来后,票上会出现时间轴
电子委托书与电子投票并非同一制度。电子委托书是以电子方式向代理人授予表决权行使权限,电子投票是股东不出席大会而直接行使自己表决权的方式。书面投票在属于股东直接行使这一点上与电子投票相同。Commercial Act要求就同一股份在书面投票与电子投票中择一,并要求备置与保存电子表决权行使记录。
Commercial Act施行令规定了电子投票的本人确认、电子签名、电子投票期间、委托管理机构、计票前禁止泄露结果等内容。电子投票的截止日定为股东大会前一日。因此电子表决权行使并非单纯投票方式的改变,而是使意思表示的时点与记录管理的重要性上升的事件。
在现场,完成电子投票的股东也可能亲自出席或提交委托书,书面投票与现场代理人的意思表示也可能冲突。法令并未对所有冲突情形提供单一的优先顺序。须结合章程、召集通知、事先告知的运营基准、各意思表示的时点与可撤回性、本人确认资料一并判断。
问题不只是冲突。若在大会现场提出修正案,事前表决权行使便暴露出被限定于既定议案范围的局限。已通过书面投票、电子投票、证券存托结算院程序行使表决权的股东,难以就修正案另行表示赞成意思。结果是,在没有关于修正案的单独委托或运营基准时,难以计入修正案的赞成票,从决议要件结构上看可能产生类似反对的效果。缩小这一落差的办法是亲自出席,或使用明确界定修正案裁量范围的委托书。
重要的不是在大会当天才第一次制定标准,而是预先建立对可预见冲突的处理标准并对所有股东一致适用。电子化不会减少表决核验,而是改变核验的对象。纸质委托书时代,重要的是原本编订、受理时间、受理人的确认。电子方式下,重要的是本人认证日志、电子签名、接入记录、行使时点、撤回或变更的可能性、计票前的信息管理体系。
主持人判断,检查人记录
股东大会主持人不止是宣读既定脚本的司仪。主持人是对出席资格、代理权证明、表决权限制、表决方法与是否计入作出初步判断的程序管理者。该判断为推进大会而即时执行,因而具有强烈的现实效果。
但主持人的裁量受法令、章程与事先确定的运营基准约束。若对相同瑕疵作出不同处理,或只给一方补正机会,该判断的正当性便会削弱。因此主持人仅宣布结论并不足够。必须留下看了哪些资料、适用了哪些标准、为何计入或排除该票的记录。
大会检查人不是代替主持人判断的裁判。在股东大会现场,主持人不受检查人意见约束。检查人调查召集程序与决议方法,并以检查人报告书记录实际进行经过。检查人报告书的价值,不在于法律结论的约束力,而在于以独立记录留存委托书审查与出席确认、表决汇总、主持人宣布是如何进行的。
个别票的瑕疵与决议的瑕疵不是一回事
某份委托书被错误计入或排除,并不意味着决议整体效力自动被否定。须一并审查涉案股份数、排除或计入该票是否改变结论、瑕疵的性质与程度、审查标准是否一致适用、股东意思是否得到公正反映。
决议方法违反法令或章程,或显著不公时,可能产生决议撤销问题。决议无效与决议不存在是处理更根本瑕疵的另一套制度。主张决议存在瑕疵,也并不当然导致被选任高管的职务执行被中止。除本案中关于决议效力的主张有可能被接受外,还须另行说明若在判决前继续让其履行职务是否会产生难以恢复的损害。
反之,若可能影响决议的表决资料未被妥善留存,公司的说明负担会急剧加重。若缺少关于出席股份数、委托书提交与否及数量、赞否票汇总的资料,就会出现有结论而无依据的状态。股东大会决议因宣布而成立,但在纠纷之中靠记录支撑。
好的股东大会手册预先写好诉讼记录
预期发生经营权之争的公司,股东大会运营计划不应止于活动进行方案,而应是潜在诉讼的证据计划。
委托书原本与本人确认资料的编订标准、电子委托书的认证与接入记录、重复委托对照表、股东本人确认明细、事前投票与现场表决的核对资料、各议案汇总表、主持人判断的内容与理由、向检查人提供的资料、录音录像、会议记录与信息披露,必须连接成一条证据链。
好的手册不只写“将如何进行”,还写“日后如何说明为何那样处理”。排除有瑕疵委托书的标准、给予补正机会的标准、处理重复委托的标准、电子投票与现场表决冲突时的标准,都应事先文书化。标准制定得越晚,程序越容易显得偏颇。
大量取得委托书与把这些委托书守住为有效票,是两件不同的事。股东大会当天的判断在短时间内作出,但争议其合法性的诉讼会长期持续。现场未确定的标准,在法庭上难以建立;现场未留下的记录,事后难以复原。
股东大会结果是结论,委托书是支撑该结论的依据。票经由劝诱形成,因代理权而归属,在大会现场被行使,经过主持人的计入判断,才终于成为决议的一部分。只有能以法律与证据说明这全过程,票才能始终作为票留存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