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6-26 | 김경미 기자

需求抑制30次、放宽25次…“淋浴间的傻瓜该停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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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通过贷款监管收紧资金供给时,首尔公寓价格上涨;而减免各种税收以引导买入时,房价反而暴跌。这是2003年以来23年间韩国房地产市场反复出现的悖论。虽无法排除全球经济与低利率带来的流动性等宏观变量的影响,但有观点指出,以5年为周期交替出现60%暴涨与11%暴跌的“过山车行情”,其根源在于政府的失败。随着政权更替,高强度监管又被戏剧性放松,此类情形反复出现,政府的住房政策在失去国民信任的同时,沦为只会放大“滞后的反效果”的结构。

据Seoul Economic Daily 25日对政府开始积极干预房地产的2003年至今首尔公寓价格涨跌幅的分析,历届政权的房地产贷款与税收监管强度同公寓价格始终呈现错位。从卢武铉政府到李在明政府出台的各类房地产对策中,具有抑制需求性质的对策为30次,放松监管为25次。在伴随贷款监管的共计30次抑制需求对策中,25次出自被归类为所谓“民主·进步政权”的卢武铉、文在寅、李在明政府。原因是民主党系政府时期房价涨幅较大。

事实上,卢武铉政府上台后即宣布“与房地产之战”,新设总负债偿还比率(DTI)和综合房地产税等高强度抑制需求措施,但其5年任期内首尔公寓价格上涨56.6%。文在寅政府任内公布的26次房地产对策中有15次涉及贷款与税收监管,该时期房价暴涨62.2%。相反,全面解除投机地区、废除综合房地产税按家庭合并计征规定等接连推行放松监管政策的李明博政府时期,房价下跌3.14%。解除前政权引入的对15亿韩元以上高价住宅禁贷等措施的尹锡悦政府时期,首尔公寓下跌5.49%,全国下跌11.33%。

仅看各政府的成绩单似可解读为“政策失败”,但专家诊断为结构性问题。首先被提及的问题是,所有政府都以滞后于经济周期的方式处理房地产政策。房价上涨之后才匆忙推出高强度贷款与税收对策,只会刺激购房者的不安心理。也就是说,在市场上监管越强,越被解读为“现在是最后机会”的信号。

每逢政权更替,重大住房政策便被轻易推翻,这被指为加剧购房者不信任的最大因素。前政权播下的政策效果只把副作用留给下一政权,这一模式已重复20年,政府对策被削弱,只是放大了房价的波动幅度。

回顾贷款与税收监管的变迁史,可以清楚看到缺乏一贯性、动辄被推翻的问题。换言之,一个政权强力收紧的贷款监管,必然在下一政权被放开。卢武铉政府引入的综合房地产税在李明博政府时期被弱化,住房抵押贷款成数(LTV)和DTI比率也在朴槿惠政府时期被一律放宽至70%和60%。

在“收紧又放松”的反复过程中,流动性过剩,往往成为下一政权房价暴涨的跳板。文在寅政府自任期初期房价便急涨,任内推出多达26次高强度抑制需求措施,但由于市场预期政权更替后资金又会放开,未能取得明显效果。事实上,进入尹锡悦政府后贷款监管重回放松基调,有观点指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李在明政府上台仅一年首尔公寓价格便上涨13%。

也有人指出,为在任期内戏剧性地展现政策效果而过度加大监管强度同样是问题。因为这会在“监管过度”的批评下,成为下一政权无法延续政策的诱因。

以综合房地产税为例,2005年引入时的课税对象(按住宅部分计)为3万户,税收约4400亿韩元,但次年改为按家庭合并计征并下调课税标准后,2007年税收增至1万2611亿韩元。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李明博政府废除了综合房地产税的家庭合并计征,2009年该税收骤降至前一年的四分之一水平。年度仅2000亿至3000亿韩元、形同虚设的综合房地产税,在文在寅政府时期税率大幅上调,2021年决定税额飙升至4万4085亿韩元。下一政权尹锡悦政府上台后即着手调整综合房地产税基本扣除,2023年决定税额减至9487亿韩元。

专家强调,有必要让随住房行情和政府基调摇摆的贷款与税收监管保持一贯性。有观点指出,每逢政权更替,购房者和持有者的费用负担便大幅增加或减少,“可预测性”下降只会加深对政府的不信任。建国大学房地产研究生院教授崔晃洙建议:“细化政策随政府倾向和宏观经济状况变动是自然现象”,但“现在应以考虑人口结构变化的供给政策为基础,制定贯穿至少一代即30年的房地产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应对市场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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