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记租赁经营者制度被视为随政权更迭而起伏不定的代表性房地产政策。每逢政权更替,政府时而鼓励、时而废除登记租赁经营者制度。自文在寅政府以来的8年间,该制度经历了四次变化。把房东吸纳为租赁经营者、使其成为民间全租与月租市场一根支柱的政策试验,每次设计图都在改变,而这种混乱的成本被转嫁给了经营者和承租人双方。
登记租赁经营者制度的根源可追溯至2003年的卢武铉政府。当时认为仅靠公共租赁住房供应难以稳定民间全租与月租市场,于是讨论将多套房持有者纳入制度体系成为租赁经营者、并对其适用租金管制的方式。经过李明博、朴槿惠政府,该制度虽得以保留,但因税收优惠不大而未受到太多关注。
转折点出现在文在寅政府时期。2017年的8·2对策全面强化多套房持有者的转让所得税,同时对登记租赁经营者给予取得税、财产税、综合不动产税、转让税、租赁所得税乃至健康保险费等全方位税收优惠。规避监管的合法出口一旦打开,登记数量便爆发式增长。2020年第一季度,登记租赁经营者达51万人,持有住宅增至156万户。
然而,以税收优惠为目标的多套房购入增加,导致挂牌房源减少、房价上涨。最终,文在寅政府在2020年的7·10对策中废除了4年短期购入租赁和公寓长期(8年)购入租赁,仅保留非公寓10年长期购入租赁。那些相信制度而购入公寓的租赁经营者因综合不动产税合并计算豁免等税收优惠消失,税负骤增。
前总统尹锡悦在2022年大选中曾承诺恢复公寓登记租赁,但政府成立后公布的110大、120大国政课题中并未包含该内容。到2024年的8·8对策,仅实现了新设20年长期租赁等有限的恢复。
李在明政府成立后,形势更加不明朗。李总统今年2月通过自己的X(原推特)公开提出制度改革的必要性,称“首尔市内的登记租赁住宅经营者享受取得税、财产税、综合不动产税减免以及永久免除多套房转让税重课的特惠”,“租赁期结束后,各项税制应与一般租赁住宅相同才算公平”。韩国国税厅厅长林光铉21日也在X上指出:“租赁期结束后多套房转让税重课豁免的优惠仍在延续,使房源锁定现象加剧”,“现场也有声音认为,租赁期间的税收减免加上结束后一定期限的优惠已经足够,这种说法具有说服力。”继总统之后连国税厅厅长也公开提出同一方向的问题,缩减登记租赁税收特例已成既定事实的氛围正在形成。
有人担忧,若缩减对登记租赁经营者的税收特例,租赁房源将流入市场成交,全租与月租市场的不稳定性将加大。根据韩国国土交通部提交给国会的资料,首尔登记租赁住宅中义务租赁期即将到期的房源在3年内达16万3371户,仅公寓就有4万5713户。登记租赁住宅房源若转向买卖市场,虽有增加供应的效果,但全租与月租房源也会相应减少,可能推高全租与月租价格。
在登记租赁经营者制度反复摇摆期间,承担全租与月租稳定一根支柱的公共租赁住房供应,7年间从未达成目标值。把每年供应13万户公共租赁住房列为国政课题的文在寅政府,2018年以12万274户(92.5%)算是尚可,但2019年为9万3593户(72.0%),2020年为7万7614户(55.0%),2021年降至6万9504户,达成率跌至49.6%。以5年任期整体计算,平均达成率仅约68%。
尹锡悦政府将目标值下调至每年10万户,业绩却更加黯淡。2022年为3万7738户,达成率骤降至37.7%。这既是文在寅政府末期供应管道枯竭的余波,也很大程度上受到尹锡悦政府执政首年削减约5万亿韩元公共租赁住房预算的影响。2023年小幅回升至5万1459户(51.5%),但仍停留在目标的一半水平。
公共出售住宅的供应业绩情况类似。尹锡悦政府提出削减公共租赁预算、大幅增加公共出售的基调,但首尔公共出售实绩2022年在全部公共住宅3万2505户中仅为1万9840户,2023年在7万9758户中为3万8670户,仅占一半。原因在于高利率与工程费暴涨等外部不利因素叠加,加之政治混乱使供应基础本身出现动摇。李在明政府也通过9·7对策提出到2030年在首都圈开工135万户的目标,但主流预测认为,受土地补偿延迟、居民反对、韩国土地住宅公社(LH)改编等变数影响,按计划执行的可能性不高。
建国大学房地产研究生院教授崔煌秀强调:“长期租赁这一概念以至少8至10年的稳定制度环境为前提,但在政策寿命连一届政权都撑不过的情况下,不仅是租赁经营者,承租人也无法制定可预测的居住计划”,“包括公共出售住宅在内的供应,同样重要的是连续性和及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