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屁孩(没礼貌的小学生)”、“供餐虫(吃学校供餐的青少年)”、“二十代男(20多岁男性)”、“young forty(想保持年轻感觉的40多岁人群)”、“年金虫(领取年金的老年人)”……
以年龄为基础指称某一群体的用语,脱离本意而隐含厌恶意味的情况并不少见。美国等国也存在指特定年龄段的用语,但并不含有这样的贬义。有分析认为这反映了韩国按年龄形成人际关系的独特文化,但也有人指出,为弥合极为严重的代际矛盾,必须加以改善。
明知大学政治外交学系教授郑会玉24日在首尔西大门区的研究室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评价称:“韩国特有的年龄歧视主义是应尽快消除的弊端。”他表示:“年龄不是数字,而是围绕我们生活的无形规范和歧视的依据”,“年龄歧视主义在我们不知不觉间与按年龄形成的刻板印象和歧视性惯例结合,规制着韩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郑教授是专门研究人权与社会整合等领域的学者,曾任首尔市名誉市长(移民、移住劳动领域)、移民政策研究院理事、在外同胞厅自我评价委员、国民统合委员会青年政治时代特委委员长等。
郑教授担忧年龄歧视主义进一步加剧代际矛盾。他表示:“政治对立本应以保守与进步等理念或政策取向的价值来区分,但我们社会却蔓延为代际矛盾”,“结果是年龄歧视性的惯例和制度强化了对年龄的刻板印象与偏见,带来以年龄界定对方的恶性循环。”他强调,必须阻止“大叔虫”、“供餐虫”、“年金虫”等贬低特定代际的用语的产生与扩散。他指出:“从儿童到青少年、青年、中壮年、老年,正在走向针对全年龄段制造蔑称并像传染一样扩散的厌恶时代”,“语言是映照社会的镜子。必须停止使用煽动厌恶的用语。”
他还提出,我们社会应追求的方向是“年龄盲视”社会。意思是如果像国外那样互相不问年龄,就能摆脱对对方的刻板印象与偏见,建立更深的连带。他表示:“在韩国,年龄不只是标示生命进程的指标,而是被用作裁量和束缚他人的工具”,“根据年龄大小划分该做与不该做的事,社会的目光和期待也随之不同。不知道对方的年龄,就能摆脱这种偏见。”他介绍了老年人与青年共同生活的荷兰养老设施Humanitas的案例,并称:“交流与接触是消除厌恶的关键”,“应缩短空间距离感,提高接触频率。有必要把老人活动室、托儿所、儿童咖啡厅、自习室等多代人聚集的设施集中在相近的空间。”
他还指出,不对年龄歧视进行抵抗的文化也需要改善。典型事例是选举中对得票相同者的处理。根据现行《公职选举法》,得票数相同时规定由年长者当选。在今年的“6·3全国同步地方选举”中,庆南固城郡甲选区出现了得票相同者。国民力量候选人金香淑与无党派候选人李佑荣同获2077票,但依据相关规定,因小两岁而落选。这种年长者当选制度不仅适用于政治选举,在合作社理事长、劳资协议会、体育团体、宗教团体等领域也广泛适用。郑教授指出:“因歧视而受害的当事人不予抵抗,原因在于年龄歧视主义已深入我们的意识”,“应拒绝并努力改善基于性别、种族、年龄的歧视。”
郑教授认为,若伴随这样的努力,就能像西方民主国家一样发展为不被年龄支配的社会。他表示:“曾被‘禁止儿童区’拒之门外的孩子,总有一天会成为青年,也会到被界定为‘young forty’、‘年金虫’的年龄”,“希望如‘年龄只是数字’所言,能摆脱年龄的束缚,重生为和谐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