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说,我曾把他们的不满归为撒娇。与四五十岁一代在民主化和高速增长期尾声对社会大声发言的二三十年前相比,我曾认为他们是只在自身利益受损时才发声的极其自私的一代。
我曾在网上偶然看到一篇题为《四五十岁一代走过的路》的文章。与所谓386一代不同,四五十岁一代并未完整享受到韩国社会的成长果实。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饱受权威主义教育之苦,刚成年时又不得不目睹外汇危机把“终身雇佣”这个词抹去。26个月左右的军队生活,是必须忍受日常暴力的时间;2008年金融危机又把“终于可以立足”的希望重新变成挫败感。
因此四五十岁一代有着“我们也不是活得轻松”的自豪。把成长过程中体验了前一代未曾享有的富足的二三十岁一代的不满,视作“吃饱了撑的”,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看起来像是代际分析,实则或许是掺杂了既有一代自尊心的判断吧。
以青年为中心发起的蚕室示威已持续20多天。把他们引向广场的动力,是选举管理委员会的无能、国家机关的行政失败,以及“连宪法保障的参政权都可能得不到切实维护”这一对公正性的质问。因为他们聚集起来,政府才谈及通过真相查明委员会推动选管委改革,政界也才推动国政调查。
我也曾想,这样是否已经足够。但对他们而言似乎并非如此。因为对当下的青年一代来说,公正性的重量与既有一代所感受的程度不同。他们的公正性,更接近在成长期待变得模糊的社会里最后必须抓住的“安全扶手”。房价早已远远跑开,进入好岗位的通道变窄,阶层流动的梯子仿佛在还没攀上时就被搬走。学得更多、准备更久、积累更多资历,回报依然不确定。在这样的社会里,如果连程序的公正性都动摇,他们可能会觉得什么都不剩了。
因此蚕室示威值得关注。这不是有人包租大巴、分发旗帜、定好口号的集会。在网上共享了问题意识的青年们自发聚集,自行组织了愤怒。若是既有一代,大多会在酒桌抱怨或网络评论中放过去的问题,他们却把它推上了公共舆论场。仅凭这一点,“如今的孩子只顾自己”这样陈旧的评价就有必要暂且搁下。
但也有令人忧虑的场面。把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指为“间谍”,自行盘查年轻运动员,阻挡在体育馆设有办公室的体育团体职员出入。还发生了侮辱警察、对记者辱骂和施暴的情况。上周末上午我前往奥林匹克公园时,现场气氛也与最初有些不同。老年参加者比青年更显眼,还能看到“舞弊选举”的旗帜和鼓励参加特定政治集会的传单。随着时间推移青年有所增加,但高喊“戒严是正确的”“舞弊选举”的人也很容易看到。
问题不在于老年人多这一事实本身,而在于青年提出的行政失败与程序公正性问题,不知何时已与“舞弊选举”“拥护戒严”之类的政治口号混杂在一起。青年艰难推上公共舆论场的愤怒,是否又要被既有一代按自己的方式拿走——这种想法难以抹去。
尽管如此,他们的可能性是明确的。他们不是只顾自身利益的一代,而是必要时会走上广场、查明国家机关行政失败并要求改善制度的一代。反倒该感到羞愧的对象,不是青年的愤怒,而是搭乘这种愤怒、意图塞进自身政治目的的做法。
不能让青年艰难打开的公共舆论场,沦为助长制度不信任、凝聚阵营的政治东远集团手段。那份愤怒一旦被既有政治的语言消费,就会失去力量。青年的广场必须以他们自己的语言来守护。唯有如此,他们的问题提出才能不成为某些人的政治资产,而留作这个社会为变得更公正所必须通过的质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