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6-22 | 서정명 논설위원

[清论直说]“与财政政策不协调的加息只会加剧资产两极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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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国经济被高汇率、高利率、高物价的“三高危机”所困之际,全球加息趋势日益明显。欧盟(EU)和日本本月分别将基准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韩国银行行长申铉松也预告将加息。加息对深陷家庭负债的低收入群体以及为企业贷款所累的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者而言是直接打击。国家未来研究院院长金光斗22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韩国银行上调基准利率,如果不与政府的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和劳动政策精细协调,只会滋生副作用”,并担忧“上调基准利率反而可能进一步压缩脆弱群体和中小企业的空间,加剧两极分化”。曾在文在寅政府时期担任国民经济咨询会议副议长的金院长,将青年失业列为韩国经济最脆弱的软肋,并指出“青年就业率持续下滑,正说明未来增长基础正在崩塌”。他同时强调:“黄色信封法、每周52小时工作制、一律延长退休年龄等只会进一步强化既得利益的偏向工会的政策,必须尽快调整方向。”

——高汇率、高利率、高物价的“三高现象”不容乐观。

△青瓦台政策室长金龙范曾称“三高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成功成本”,这是错误的认识。美元兑韩元突破1500韩元的高汇率,是外国投资者在股市抛售、“西学蚂蚁”偏好美国股票、对美投资协定、出口企业持有美元等结构性因素叠加的结果。问题在于高汇率一旦固化,将加剧物价上涨和消费萎缩,进一步压迫民生经济。特别是根据韩美投资协定,到2029年每年须投资200亿美元,四年内还须采购1000亿美元规模的液化天然气(LNG)。这形成了每年约450亿美元流向美国的结构。这正是政府需要精细汇率对策的原因。

——主要国家正接连上调基准利率。

△欧盟和日本央行本月分别将基准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美国联邦储备制度(Fed)也已释放今年加息信号。韩国银行行长申铉松也表示:“需要以物价稳定为重点,不失时机地推进加息。”但如果韩国银行的货币政策不与政府的财政政策或产业、劳动政策相联动而单独运作,副作用将大于效果。

——是说家庭与企业的“双重两极分化”可能进一步恶化吗?

△是的。按今年第一季度计,家庭信贷为1993万亿韩元,为历史最高。特别是家庭和个体经营者借款人中,脆弱借款人达182万人,其持有的贷款超过230万亿韩元。在全部家庭负债中,脆弱借款人负债占比达11.5%。若在没有缓冲装置的情况下上调基准利率,他们将最先受到冲击。此外,在收入后60%群体占全部负债一半的情况下,加息可能直接导致消费减少和内需低迷。上调基准利率会进一步加深高收入层与低收入层之间“收入两极分化”的鸿沟。企业的处境也大同小异。营业利润连续三年以上不足以支付利息的所谓僵尸企业,负债规模约为340万亿韩元(以2025年计)。这些企业中的一部分很可能承受不住加息冲击而破产。

——政府与韩国银行的政策冲突也令人担忧。

△要应对“三高”,必须警惕政策不协调。政府的立场是不打算偿还负债,只要“用在生产性用途上就行”,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福利性转移支出比重很大,追加更正预算也已两度实施。相比于以财政平衡为重点,其基调是若半导体等出口景气带来更多税收,就用于更多福利。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上调基准利率,效果也必然有限。而且加息后国债收益率随之上升,政府须承担的利息负担加大,财政赤字反而扩大,形成矛盾。归根结底,仅靠货币政策存在局限,需要与财政政策协调。

——政府对增长率改善和经济复苏颇有信心。

△不能被表面上的经济指标和数字迷惑。政府依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预测提及今年名义GDP增长率将超过10%,但若考虑作为生产物价指标的GDP平减指数,实际GDP增长率很可能仅为2%左右。这是半导体出口价格暴涨使名义GDP增长率看似上升的错觉现象。问题在于,实际增长率已低于潜在增长率(不引发物价上涨的最大增长率),说明韩国经济的基础体力大幅下降。不能把突破9000点的KOSPI误认或误读为韩国经济的真实实力。

——对半导体“单翼增长”的担忧声很大。

△当前带动韩国出口与增长的半导体超级景气是暂时的,并不可持续。存储器价格暴涨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人工智能(AI)和数据中心扩散快于预期所导致的供应不足。听取专家意见,也有分析认为存储器价格将在2028年前后趋稳。特别是英特尔等竞争企业正在开发替代高带宽存储器(HBM)的技术,中国也在准备扩大传统存储器供应。以5月计,半导体产业承担了韩国出口的42%,Samsung Electronics和SK海力士占据KOSPI市值的50%,这样的现实不能视为正常。政府应尽快培育负责“后半导体”时代的未来增长动力。

——源自半导体的“N%绩效奖金”要求正在扩散。

△现行绩效奖金的支付标准和形式问题很多。营业利润是未来投资的财源,将其用于绩效奖金并不妥当。一次性补偿可以理解,但将其制度化十年是危险的想法。现有股东或外国投资者反对的可能性很大。另一个问题是,N%绩效奖金会加剧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收入两极分化,引发相对剥夺感。半导体与汽车、造船等工会要求N%绩效奖金的行业,其就业仅占全体的10%。经营环境艰难的中小及小微企业承担着90%的就业,而N%绩效奖金对他们不过是“画中饼”。

——对资产与收入“复合两极分化”的担忧声很大。

△化解两极分化是政府必须列为首要优先课题加以解决的老问题。收入两极分化不只是贫富差距扩大,更会成为加速社会矛盾与国民分裂的因素。实际上,将收入前20%家庭的可支配收入除以后20%家庭收入所得的五分位倍数,今年第一季度达到6.59倍。这是新冠疫情冲击全面显现的2020年第一季度(6.89倍)以来的最高水平,说明收入分配恶化到了这种程度。反映不平等程度的净资产基尼系数去年也飙升至0.625,创下2012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高值。高收入层因股市火爆和房价上涨而财产进一步膨胀,而平民和青年层却被生活困难和就业难所困,阶层流动的阶梯正在崩塌。

——尤其是青年的叹息很深。

△本应旺盛工作的青年层失去了梦想,这样的国家还有什么未来?5月青年层(15~29岁)失业率为7.2%,就业者比一年前减少25.5万人。这是受新冠影响的2021年1月(-31.4万人)以来的最大降幅。青年就业率从46.2%倒退至43.8%。尽管如此,执政党与政府以及两大劳总仍固执于偏向既得利益工会的劳动政策,这是很大的问题。阻碍青年就业的黄色信封法和每周52小时工作制必须加以完善,一律延长退休年龄也不应以强力推行。我曾在会见瑞典工会委员长时听到“拳击与舞蹈(boxing and dancing)”的说法。即与公司争执时尽管争执,但为提升竞争力而合作时,就要像跳舞一样臂膀相挽。韩国的工会只有“拳击”而没有“舞蹈”,实在令人遗憾。

——如何看待劳动等政府的六大结构改革?

△未来两年是结构改革的黄金时间,但我对可行性持怀疑态度。执政方在掌握行政与国会之后又掌握了地方权力,未来两年也没有选举,是推行六大改革的绝佳时机。但执政党与政府的民粹主义和粉丝政治正在拖后腿。改革需要战胜既得利益势力抵抗的决断,是否真有那份韧劲令人怀疑。被两大劳总反对所阻的劳动改革、因既有产业排外而迷失方向的监管革新、只有口头声势的教育与养老金改革等,都没有执行,只是敲边鼓。既然李在明总统宣布今年为结构改革元年,期待能出现可见的成果。

He is…

1947年出生于全罗南道罗州,毕业于光州一高和西江大学经济学系。在美国夏威夷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自1981年起任西江大学教授,成为西江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2007年大选时,他提出前总统朴槿惠的“减税、放松监管、树立法秩序”竞选承诺等,被称为朴前总统的“经济家庭教师”,但后来分道扬镳。他设计了文在寅政府的经济政策“J诺米克斯”,并担任国民经济咨询会议副议长。他曾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委员、国际经济学会会长等,目前领导国家未来研究院,就经济政策提出多种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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