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独自在沙发上打开妈妈的手机。会放着和妈妈的影片哭。”
18日,江原道某韩国雇佣劳动部支厅会议室。上月末送别了身为40多岁劳动监督官的女儿的母亲,在与韩国雇佣劳动部部长官金英勋见面、说明外孙情况时,最终痛哭道:“女儿太可怜了,太冤了。”
女儿A某20多年前进入公职系统,作为劳动监督官往返世宗、首尔、江原等地,长期承担工伤等各类劳动案件和恶性投诉,是一名“老手”。尽管家境并不宽裕,她仍自行承担了自己的学费,是一位踏实的“家庭支柱”。同事们也记得A某是“比谁都开朗、责任感极强的人”。
A某的父亲说,总是笑着的女儿的笑容在某一刻消失了。父亲回忆道:“以前每个周末全家聚在一起吃饭,但(女儿)整个5月都没来”,“佛诞日(替代公休日)也只有女婿和外孙们来,一问才说‘要去办公室工作’”。
将A某逼到悬崖边的是执拗的恶性投诉。劳动监督官长期受恶性投诉困扰。仅2023年,针对劳动部职员的辱骂、暴力及反复投诉就达3116件,比上一年激增28%。实际上,A某工作的支厅门前持续了七八个月的示威,甚至阻挡上班,职员们不得不为避开示威而走支厅后门。这些都是此前主要负责工伤业务的A某未曾经历过的事。
A某在其负责的职场霸凌案件业务笔记中留下了迫切的心声:“太害怕了,所有事情从头到尾都是没做过的事。”去年劳动部受理的职场霸凌案件为1万6373件,比2024年(1万3601件)增加20.3%,比2023年(1万1038件)增加61.5%。与职场霸凌禁止法实施的2019年(2130件)相比,6年间增至约8倍。劳动监督官担忧职场霸凌是“最难办的案件”,因为业务上正当指示与霸凌的界线常常模糊,当事双方主张尖锐对立的情况也不少。
对早已被工作消耗殆尽的A某而言,陌生而繁重的业务想必是难以承受的压力。母亲说:“女儿在世宗工作时也是凌晨出门,到晚上11点、12点才下班”,“一旦安排国会听证会之类的日程,凌晨1、2点都回不了家”。她还愤懑地说:“孩子们(外孙)连妈妈的脸都看不清楚”,“连续3年分配这么辛苦的业务,这不也是(劳动监督官的)工伤吗?”
A某的遗属希望的是认定A某为因公殉职,以及她的同事们不再经历这样的事。他们也向金长官递交了请愿书,内容包括为A某洗冤及改善劳动监督官恶劣工作条件的方案。金长官表示:“将在进行真相调查的同时一并推动殉职认定”,“我在铁路工会时曾建立过防止对女乘务员辱骂和暴力的制度,也在研究对劳动监督官应对投诉的保护方案”。金长官当天在劳动部内部网络上表示“正在研究调查中止权”。调查中止权预计将包含在投诉人的威胁或骚扰过度时,监督官可自行中止投诉调查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