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民健康直接相关的必需药品供应,近5年来出现中断超过300次。
18日,据Seoul Economic Daily通过国会保健福祉委员会所属改革新党议员李珠英办公室从食品药品安全处获得的资料显示,2021年至2026年2月,被报告为供应中断或短缺的国家必需药品共计307件。这一数字约占同期制药企业报告的全部供应中断或短缺药品1424件的21.6%。
国家必需药品制度设立于2016年,旨在管理疾病防控、放射性物质防灾等保健医疗上必不可少,但仅靠市场机制难以稳定供应的药品。依据药事法,经相关中央行政机关之间协商后予以指定和管理。
然而,制度实施将近10年,国家必需药品供应受阻的案例却逐年增加。2025年报告件数为供应短缺31件、供应中断50件,合计81件,比2021年(29件)增加2倍以上,创5年来最高值。从抗生素、止痛药等日常药品,到帕金森症、心律失常、急性哮喘等慢性病治疗药、抗癌药、罕见病治疗药,供应受阻的药品种类之多难以计数。没有替代药品或替代药品有无情况不明的案例也达52件。
药品供应出现受阻,是美国与伊朗战争一类的全球供应链不稳、原料药高度依赖海外、需求一时性增加等复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实际上,食品药品安全处对国家必需药品供应短缺与中断原因的分类多种多样:生产厂问题(67件)、原料供应问题(36件)、盈利性问题(31件)、行政程序问题(28件)等。因无法明确特定原因而归入其他的案例也有57件。但相当一部分源于“无钱可赚”而失去生产动力。
更大的问题在于,追踪和管理药品供应的食品药品安全处报告与分类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用于急性焦虑障碍和抽搐等情况的必需药物“阿替万(成分名劳拉西泮)”注射剂,自2022年7月至去年1月的两年半间被报告供应短缺、中断多达15次。阿替万曾因制药企业出于盈利性问题决定停产,面临从下月起断供的危机,后因找到替代生产厂才勉强渡过。多年来警报不断,却把必需药供应问题交给企业自身处理、应对懈怠,难免受到指责。
甚至替代药品有无的判断也在“有”(10件)与“无”(5件)之间反复摇摆。同一种药看了15次,替代可能性的判断却前后不一,食品药品安全处分类体系的可信度也因此受到质疑。中央大学药学院教授李钟赫表示:“国家指定为必需的药品,其供应危机被报告了十余次,却不仅没有出台对策,反而对替代可能性作出不同判断,这等于没有体系”,“如果不彻底改革仅依赖制药企业报告的结构,类似事态必然反复发生”。
重症监护室必需药“阿替万注射剂”15次警报……库存即将耗尽之际勉强避过危机
有观点指出,必需药品供应短缺与停产报告每年增加,与其说是个别制药企业的问题,更应归因于政府管理监督体系的漏洞。政府仅停留在接收制药企业事后报告并加以分类的消极应对,加剧了与卫生安全直接相关的必需药品供需不稳。
也有批评认为,食品药品安全处在接到必需药品供应短缺和中断报告后应对消极。在被报告供应短缺或中断的307件国家必需药品中,食品药品安全处直接鼓励生产或进口、引导订单生产的仅有8件(2.6%)。即便包括海外紧急引进案例,也仅为31件(10.1%)。除因需求激增或生产、进口日程等一时性问题导致供应中断后又恢复的情形(108件、35.2%)外,以“存在替代药”为由未采取特别措施即终结的案例(101件、32.9%)最多。
对于食品药品安全处以存在替代药品为由未采取任何措施的国家必需药品,医疗界的态度也颇为冷淡。因为即便存在获批具有相同疗效的药品,成分不同也会导致作为药效基准的药代动力学特性(PK)存在差异,许多情况下并不可替代。尤其对体重仅为正常新生儿十分之一左右的超早产儿,威胁可能更大。典型例子是,照护重症新生儿的儿科专科医生之间,因传出7月起“氢化可的松注射剂”停止供应的消息,危机感正在加剧。该药常被用于内分泌障碍、风湿性疾病、重度休克、急性过敏反应等。医护人员指出,当并非成人而是新生儿或小儿重症患者陷入休克、血压难以维持时,没有可替代的药物。
韩奥生物制药去年11月报告该药供应中断,原因是盈利性问题。该药自2022年被排除在健康保险报销范围之后,药价形成在每支2000~5000韩元区间,绝对需求不高,加之制造成本高。对制药企业而言,越是持续供应越亏损。随着一线医护人员怨声渐高,食品药品安全处表态称,今年11月中旬左右将恢复生产和供应,依靠现有库存可维持供应。但相当一部分中小医院的库存已经见底,焦急不已。
也有声音认为,如果不彻底改革必需药品因“价格太低”而消失的畸形结构,类似事态必将反复。因三进制药接手生产而险险渡过断供危机的阿替万注射剂,每支价格仅为782韩元。要应对日益强化的无菌药品生产及质量管理规范(GMP),需要投入成本,而精神药品特性又使管理成本更高,企业自然不愿生产。
近来日本发生的一系列事态对韩国也颇具启示。日本政府2020年将医疗现场无法替代的700余种成分指定为“稳定保障药品”,并按重要程度细分为A、B、C等类别,建立了常态化监测体系。同时,为应对大流行病或自然灾害等导致特定药物短缺的情况,还向制药企业建议并支持储备至少2~6个月用量的原料和成品。2024年,日本还结合原材料价格上涨与日元贬值等因素,对手术用抗生素等难以维持成本的必需药品价格进行了大幅上调。
政府虽已迟迟启动扶持项目,但效果有限。韩国保健福祉部与韩国保健产业振兴院去年启动了对生产国内供应不畅药品的企业补助生产设施和设备建设费用的项目。今年起预算规模比去年(9亿韩元)扩大至4倍。不过扶持规模有限,且难免被指为事后补救式对策。
制药业界抱怨称,仅靠部分补偿药价的方式难以引导企业持续生产,需要考虑供应稳定性的药价政策。制药生物协会相关人士强调:“应重整国家层面的必需药品管理体系,建立常态化检查生产企业数量与供应风险度的机制”,“对于生产企业减少的品种,也有必要研究引入共同生产平台”。
另一方面,食品药品安全处相关人士表示:“接到必需药品供应短缺、中断报告时,会经医疗界咨询后采取紧急引进、行政支援等必要措施”,“将尽最大努力保障必需药品顺畅供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