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汇率是“新常态”,并且持续上升。汇率剧烈波动下,受益面与受害面也十分鲜明。因为韩国旅游物价便宜、性价比高,外国游客激增。可为什么韩元价值只跌不涨?像强美元那样的强韩元很难实现吗?有人说“西学蚁”对外投资增加太多,有人说外国人的“抛售韩国”加剧,甚至有人说存在异常外汇投机势力介入,还有人说是因为SpaceX在美国股市上市,各种理由都在为韩元下跌赋予正当性。如此一来,连韩国国民年金都出面护卫汇率。到底汇率维持在什么水平,才对全体国民有利?
汇率通常只被当作经济指标来谈论。但从国民角度看,汇率是更为现实的问题。汇率上升,油价、食品、电费、交通费,甚至垃圾袋价格都会动摇。最终受害最大的是普通国民与平民阶层。可真正获益的一方是谁?是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持有美元资产的阶层,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政府。
汇率上升,以韩元计价的销售额与利润会增加。甚至年金基金的外币投资也会出现错觉现象。政府同样受益于法人税增加与出口扩大效应。相反,国民则要承受物价上涨与购买力下降。也就是说,汇率如同一个从国民个人钱包向汇率受益方——企业与政府——大规模转移财富的装置。
大企业可以通过远期外汇或货币期权等管理汇率风险,但工薪族、自营业者和老年层在汇率上升时只能硬撑。即使油价上涨、菜篮子物价飙升,个人几乎没有对冲办法。最终,高汇率如同潜藏在国民生活各处的“看不见的税”。如果汇率上升的好处集中于特定企业与产业,而其成本却由全体国民分散承担,那就需要国家层面的平衡装置。像现在这样让个人各自承受汇率冲击,实际上近乎毫无防备。
那么,国家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承担“汇率对冲责任人”的角色。利率政策、外汇储备运用、以出口为中心的经济结构、能源进口政策,汇率早已全部有国家介入。可如果只有汇率上升的负担由国民承担,那在结构上可能是不公平的。
如果高汇率带来税收与外汇收益增加,就需要有机制把其中一部分重新用于稳定国民生活。除汇率稳定基金之外,也可采用与燃油税自动调整、食品与能源价格稳定财源相衔接的方式。特别是像我国这样出口依赖型、进口能源依赖度高的国家,汇率稳定就是民生稳定。外汇政策也不应仅视为金融领域,而需从国民生活政策层面来对待。当汇率急涨超过一定水平时,应自动下调燃油税或自动调节公共费用上涨速度。
政府也急需以汇率稳定为优先的政策思路。因为汇率急涨会直接转化为国民负担与财政负担。最终,国家会更加集中于能源自立、强化内需、扩大韩元信赖、稳定外汇市场等根本对策。
国家无法完全控制汇率,但如果全体国民正在成为汇率冲击的受害者,国家就必须承担缓解这一冲击的最终责任。因为汇率不只是数字,而是国民的生活,是国民生存的问题。当然,不能忘记最基本的仍是国家的经济实力与生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