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6-16 | 양철민 기자

专利数第三、高等教育完成率第一⋯韩国高校创业“没有独角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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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出生率与老龄化导致韩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滑担忧加剧之际,有观点指出,需要营造能够将大学所拥有的创新技术培育成创新企业的生态体系。

事实上,在美国市值排名前10的企业中,谷歌、苹果、微软、博通、Meta等5家均由大学基础上的创新创业诞生。谷歌由斯坦福大学博士在读的拉里·佩奇与谢尔盖·布林创立;苹果则以史蒂夫·乔布斯从美国里德学院退学后在车库创业的案例而闻名。比尔·盖茨在哈佛大学就读期间创立的微软,以及马克·扎克伯格在哈佛大学就读期间创立的Meta,同样被视为大学创新创业的代表案例。相对不太为人所知的博通,是由出自UCLA、曾为师生关系的亨利·塞缪利与亨利·尼科拉斯以大学实验室为基础创办的企业。

相反,韩国自1945年光复以后依靠追赶型制造业增长战略发展而来,大学在二三十年前也仍主要扮演培养工业化所需人才的机构角色。因此,以大学原始技术产业化为基础成长起来的全球创新企业极为罕见。

据韩国银行16日公布的《为大学创业质变构建成长阶梯的方案》报告,在国际专利申请量排名前50的大学中,韩国以8所位居第三,仅次于美国(23所)和中国(12所)。韩国国内大学的研究经费总规模约为8.8万亿韩元,仅相当于美国全部大学研究经费(1097亿美元)的5%,但每1000亿韩元研究经费的专利注册件数达118件,约为美国(4.8件)的25倍。这意味着相对投入规模,专利申请件数远高于美国。

鉴于韩国的人力资本竞争力也处于世界最高水平,大学创业的基础条件被评价为十分充足。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韩国高等教育完成率为71%,在成员国中最高,每1000名就业者中的研究人员数量为17人,大幅领先主要国家。大学创业企业数量也从2019年的1751家增至2024年的2490家,大学基础创业生态体系本身正快速成长。

但尽管有这些数字,成果的质量水平仍被评价为未达预期。韩国国内大学创新创业企业的5年存活率为74%,大幅高于一般创业企业(33.8%)和OECD平均水平(45.4%)。相反,技术转移率仅为26%,营业利润率在创业第5年为-3.3%,规模增长未能转化为产业化与盈利。技术转移后实际产生销售的技术比例也从2019年的26.6%持续下降至2023年的19.2%。

实际上,若比较技术转移相对新获取技术的比例,韩国为26%,远低于美国(40.9%)和英国(61%)。此外也有观点指出,韩国国内大学的政府研发(R&D)经费约占全部研究经费的75%,且专利件数等数量指标被用于国家研发成果评价,因此研究经费对应的专利件数必然高于美国。

报告对此诊断称:“大学创新创业具有深科技与知识产业的特性,产品商用化和进入市场需要较长时间”,“由此,所谓‘死亡之谷’从初期阶段一直延伸到规模化阶段,未能创造经济附加值而被埋没的原始技术不断增多”。

报告将创新创业困难的原因归结为大学内部的制度制约和失败安全网不足。教员在业绩评价过程中创业成果的体现有限,学生方面虽有创业休学制等制度,实际利用也很有限。此外,创业失败时个人需承担的成本较大,复职、复学程序也不明确,成为使人对创业犹豫的因素。

在产业化阶段,专业人才不足问题同样严重。拥有专利代理人的大学及公共研究机构比例仅为16.9%,技术权利保护、价值评估和交易谈判能力不足。大学生创业者则因校内测试平台和公用设备不足而在技术验证上遇到困难,这成为吸引投资和产业化的障碍。

资金筹措问题依然存在。在规模化阶段,与创业初期不同,政策金融可及性下降,出现所谓“A轮投资空白”,从而面临“第二个死亡之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大学创业经历者中46.3%回答最近3年曾有外部融资失败的经历。这意味着即便初期成功吸引投资,若后续资金供给不畅,在事业升级过程中仍会再度陷入危机。

在后续投资阶段,投资退出结构也被指为问题。韩国国内投资者以首次公开募股(IPO)为标准的投资回收期平均为14.7年,约为美国(5.3年)的3倍。此外,一般控股公司对创业投资机构100%单独出资的限制、外部出资人(LP)持股40%上限等,也使IPO之前的投资回收渠道受限。

相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以及以色列理工学院等培育出创新企业的大学,通过技术转移专责组织(TLO)、种子基金、加速器对接等方式提供一体化支持,帮助初创企业穿越死亡之谷。韩国自2008年首尔大学技术控股公司设立以后也出现过对种子阶段企业先行投资的案例,但产学合作团、创业支援团、技术控股公司、TLO等仍在分割式运营。

在面向大学员工的问卷调查中,行政迟滞的主要原因被最多提及的是“各机构对规定解释不一”(38.5%)。这意味着创业者要向多个机构重复提交相同材料,或需应对各机构不同的审查标准,负担较大。

报告提议,为激活大学创新创业,应设立在教员业绩评价中体现技术转移与创业业绩的单独通道,并将大学与创业者之间技术转移合同的持股比例、专利使用费、手续费等标准化并事先公开。

报告强调,在产业化阶段应将技术转移专责组织(TLO)转变为以专利代理人、技术交易师、业务开发专家为核心的组织。其立场是,大学应集中于技术供给与初期验证,企业经营则交由外部职业经理人。目前大学产学合作团的专业人才平均仅为律师0.01人、税务师0.02人、注册会计师0.04人、技术师0.04人、专利代理人0.11人。

报告还建议,在规模化阶段公共部门应发挥需求方作用,支持大学创业企业克服“第二个死亡之谷”。即需要引入知识产权(IP)担保特例、销售挂钩偿还(RBF)试点项目,并扩大公共资金与民间投资者之间的配套投资。报告提出,在公共采购过程中还应设立基于创新政策课题的试点采购和小额快速采购通道,使创业企业能够获得首笔销售收入。

在后续投资阶段,报告建议对收购大学创新创业企业技术的企业提供“技术收购税收激励”,并强化投资者的中途退出市场功能。同时强调有必要制定可转换可赎回优先股(RCPS)权利分配指南。

报告指出:“韩国大学创新创业的核心课题在于超越创业基础扩充,将已经形成的基础连接到市场成果与创新增长的质变”,“此前在政府与大学扩大支持的基础上,创业企业数量、创业课程数量等外形指标大幅增加,但在销售、就业、后续投资、资金回收等质量成果方面,与全球领先大学的差距依然很大”。

报告接着强调:“如今韩国大学创新创业政策需要从以基础营造为中心的阶段转向提高各阶段之间衔接性的‘成长阶梯整备’”,“需要扩大战略性收购需求的并购活跃化、降低交易不确定性的标准投资合同引入,以及在IPO之前阶段提供部分流动性的二级市场基础设施建设”。

另一方面,大学在创业生态体系中的作用早在20世纪末就已形成一种理论。大学创新研究权威亨利·埃茨科维茨在1998年的论文中分析称:“随着大学创造的知识与技术的经济价值凸显,大学的使命已超越研究与教育这一传统职能,扩展为以知识产业化为核心的‘第三使命’。”学界将此评价为继大学在教育职能之外承担研究职能的“第一次学术革命”之后的“第二次学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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