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40多岁的劳动监督官上月末被发现死亡。有人指出,结构性的过重工作将这名劳动监督官推向了极端境地。保护劳动者的劳动监督官自身的劳动条件却得不到保护,韩国雇佣劳动部内部要求改变这一状况的呼声不断涌现。
11日,据劳动部公务员职场协议会等消息,曾在江原地区某劳动支厅工作的40多岁女性劳动监督官A某于上月末被发现死亡。警方未发现A某被他杀的嫌疑点。
劳动部内部表示,继2023年天安支厅劳动监督官B某去世之后,又一次失去同事,难掩失落之情。任职仅3个月的B某因不堪恶性投诉困扰而被发现死亡。该恶性投诉者在一审判决中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实刑。职场协议会和同事们表示:“(A某)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性格开朗,责任心也强”,“最近因工作过重称患上失眠,周围人都很担心。”劳动部职员内部网上,悼念身为两个孩子母亲的A某的文章接连不断。
围绕A某的死亡,劳动部内部批评和担忧不断,认为这是劳动监督官日益恶化的工作环境造成的悲剧。劳动监督官暴露于恶性投诉之下已久。2023年针对劳动部职员的辱骂、暴力和重复投诉达3116件,较2022年增加28%。职协相关人士无奈地表示:“也有向一名劳动监督官集中提出300多件投诉的情况”,“如果对案件结果不满意,还会变质为要求处罚监督官。”
李在明政府的国政课题——强化劳动权的基调,也使劳动监督官的案件负担成倍增加。今年劳动部的劳动监督目标数量约为9万处,较去年(5.2万处)几乎翻了一番。死亡工伤和拖欠工资的削减对策也大幅强化。劳动监督官要对被举报拖欠工资的事业单位进行全数调查,并缩短涉嫌违反《重大灾害处罚法》事业单位的侦查周期。根据今年3月实施的修订工会法,事业单位劳资关系管理也成为劳动监督官的核心业务。
尤其让劳动监督官最为吃力的业务是“职场内霸凌”案件。2019年为2130件的职场内霸凌举报件数,到2024年增至1.2253万件,5年间暴增约6倍。职场内霸凌在法律上很难证明霸凌事实,且与其他案件相比,加害者往往强烈否认嫌疑。人工智能(AI)技术的引入也成为劳动监督官新的苦恼。劳动部一名职员诉苦称:“面对面调查时,投诉人常常拿出‘ChatGPT’的检索结果,反复指出‘监督官好像错了’”,“在调查的中间阶段,监督官必须保持中立,因此很难一一反驳或应对。”
对于过去政府以试点事业形式引入、今年初正式实施的“监督小组制”,现场的批评也很强烈。劳动部摆脱了将全部案件按劳动监督官个人分配的方式,恢复了监督官组成小组、共同负责地区案件的小组制。对此也有评价认为,这可减少因劳动监督官频繁更换而产生的事业单位管理空白,并提升管理专业性。同时,对组长承担过重工作的担忧成为现实。去世的A某在该支厅也担任组长。劳动部另一名职员指出:“这是一种组员表示无力承担的案件最终也由组长扛下的结构”,“既要做自己本来的业务,又要承担组长角色和组员未解决的案件,实际上近乎不可能。”
正因如此,即便取得行政成果,现场组织内部却笑不出来。今年第一季度工伤事故死亡人数为113人,是2022年开始编制统计以来的最低水平。自2022年以来持续上升的拖欠工资额,今年初也转为下降。职协相关人士表示:“守护工作场所安全、减少拖欠工资的监督行政是本职使命”,但同时无奈地说:“总部(劳动部)层面简单的口头指示,到了现场就变成业务暴增的‘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