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上映的延尚昊导演电影《群体》中,有多个双腿不便的崔贤熙(金信禄饰)从挤满身份不明感染者的大楼中逃脱的场景。她无法独自奔跑。如果弟弟贤硕(池昌旭饰)不把背借给她,她在那片灾难空间里一步也无法前行。如果没有那个背,会怎样呢?接着又有其他问题随之而来。如果说对非残障者而言那场灾难是“如何活下来”的问题,那么对残障者而言,不正是“能够活下来的条件是否从一开始就被给予”的问题吗?那么,为什么至今没能建成一个把这些条件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
在灾难面前,所有人都处于同样的威胁之中。然而对残障者来说,灾难不是一重威胁,而是双重威胁。既要避开感染者,同时还要与这座大楼、这个社会从一开始就不是为自己而设计这一事实作斗争。对崔贤熙而言,这场斗争若没有弟弟的背,连开始都无从谈起。在现实中,承担那个“背”的角色的,不应是个人的善意,而应是制度。然而如今我们的法律并未尽到这一职责。
就此,最近提出了三项修正案。现行《多用途营业场所安全管理特别法》规定,影院等多用途营业场所必须配备避难引导图并放映避难影像。然而,关于为视力障碍者提供盲文避难引导图、为听力障碍者提供韩国手语翻译与字幕的规定却无处可寻。法律所设定的灾难避难主体,从一开始就是非残障者。残障者从一开始就不在那套设计之内。填补这一空白,正是此次多用途营业场所法修订的出发点。
这种不平等并不只存在于灾难时刻。在日常的劳动现场,残障者长期以来也是例外。现行《最低工资法》第七条规定,“因精神障碍或身体障碍而劳动能力显著低下者”,经韩国雇佣劳动部长官批准可排除在最低工资适用之外。这相当于法律自己宣告,残障者的劳动可能不具备相当于最低工资的价值。这也是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多次建议废除该条款的背景。此次提出的《最低工资法》修正案删除了第七条,使最低工资无例外地适用于所有劳动者。
在这一点上,有一个必须提及的反对意见。即如果全面适用最低工资,雇主会不愿雇用重度残障者,反而导致其失去工作岗位的担忧。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仅有工资保障还不够。因此ACT ON THE EMPLOYMENT PROMOTION AND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修正案中一并纳入了对雇用重度残障者的雇主给予工资补贴支援的依据。扩大最低工资适用与维持就业,这两者被设计为一个整体方案。在保障工资权利的同时,由国家负责确保这不会收窄就业之门。
电影中的崔贤熙被弟弟背着挺过了灾难。那个场景令人动容,同时也令人不适。因为我们社会一直要求残障者采取的正是这种生存方式:依靠某人的善意;接受帮助;以个人的奉献填补制度的空白。然而善意永远不够,弟弟的背也无法永远支撑。避难引导的盲文、手语字幕、最低工资的保障、就业支援的法律依据之所以必要,原因正在此。制度必须代替那个背。
一个让残障者在灾难面前、在劳动现场不再需要进行双重斗争的社会。希望这三项法案成为迈向一个不是依赖善意、而是由制度背起所有人的国家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