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6-05 | 서경IN

五连任首尔市长吴世勋的房地产课题 [陈慧仁的房地产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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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特别市市长吴世勋在6月3日地方选举中成功连任第五届。三大电视台的出口民调显示,候选人郑元五得票率51.4%,吴世勋46.0%,落后5.4个百分点,但在实际计票中逆转,实现险胜。对选举结果可有多种解读,但不少分析认为,房地产民心是重要变量。评价称,在房价涨幅较高的地区,以及木洞、汝矣岛这类重建预期强烈的地区,对吴市长的支持相对更强。吴市长当选后也立即将房地产问题列为首尔最大的当务之急,并强调有必要与中央政府协商。

那么,市长更替后房地产政策会立即改变吗?答案略为复杂。因为需要区分首尔市长可直接调整的领域与中央政府、国会拥有权限的领域。房地产政策看似一体,实际上城市规划、审批许可、金融监管、税收、负担金、交易许可制分别依据不同的法律根据和权限主体运作。

市长可以推动的领域:整治项目的速度

首尔市长能较为直接施加影响的领域是整治项目的速度。首尔市通过快速整合规划,从重建、重开发的初期阶段便让公共部门参与规划制定,并缩短区域指定与审议程序。吴市长提出进一步扩大这一做法,到2031年开工31万户,其中将3年内可开工的85个区域8.5万户作为核心战略整治区域集中管理。将原本耗时20多年的整治项目周期压缩至12年左右的构想也出自同一思路。

首尔市在区域指定、整治规划制定、用途地区与容积率调整、城市规划及建筑委员会审议运作、部门间意见协调方面拥有相当大的权限。是否允许建得更高(容积率)、确保哪些公共设施、是否将多项程序合并一次审议,都会直接影响项目速度。在这一领域,市长的政策意志和行政运作方式会带来明显差异。

市长难以改变的领域:税收、贷款、负担金

相反,直接撼动房价与交易的手段大多不在市长权限之内。去年6月27日的家庭负债管理强化方案(首都圈及监管地区住房抵押贷款限额限制等)和10月15日的住房市场稳定对策(将首尔全域及京畿12个地区指定为监管地区、土地交易许可区域,并按住房价格区间差别适用贷款限额),以及持有税、转让税等税收制度,基本属于中央政府和国会的领域。市长只能在国务会议或相关部门协商中表达意见,无法单独决定法律修订或金融监管的方向。

重建超额收益回收制(重超回)也是如此。重超回是将重建产生的超额收益的一部分以重建负担金形式回收的制度。通常被解释为“重建赚得多就拿出一部分作为负担金”,但在法律上是依据《重建超额收益回收相关法律》的负担金制度。因此首尔市无法单独废除或放宽,制度改革须经过国会与政府的立法及政策判断。

目前围绕重超回的讨论并不简单。废除论认为,对尚未实现的收益征收负担金过于严苛,且可能与公共贡献、持有税、转让税等其他负担重叠。维持论则强调,有必要部分回收重建产生的开发利益,避免其只流向一方,并抑制市场过热。无论哪一方,决定权都不在首尔市,而在国会与政府。这正是吴市长当选并不等于重超回废除或放宽的原因。

通过这些案例,权限的边界变得清晰。这一边界在实际整治项目中也得到印证。

首先,速度在很大程度上由首尔市左右。汝矣岛示范公寓纳入了连接汉江与小区的立体人行桥、十字形公共步行通道、汉江边文化公园,以及日间照护中心、幼儿园、共同照护中心等具有公共贡献性质的设施,于2025年11月通过整治项目综合审议。这表明首尔市在提出规划方向、管理审议并推动项目进入下一阶段方面能发挥实质作用。同时也显示,围绕公共贡献设施的居民接受度与项目效益讨论会影响速度。

相反,重建负担金由法律划定。重超回并非只要是重建就一律征收。按现行制度,将超额收益按组合成员人数分摊后的人均平均收益在8000万韩元以下即可免征,超过则按区间适用10%至50%的负担率。2024年修订放宽了免征标准与征收区间,负担有所减轻。京畿果川住宅公团8、9小区经评估人均平均收益未超过8000万韩元,因此获得免征。这意味着即便同为首都圈重建,结果也会因起止时点的住房价格、正常房价上涨部分、开发费用和组合成员人数而不同。反之,瑞草区盘浦现代(现盘浦Centreville Asterium)作为重超回第一个适用小区,因制度修订、核算标准变化以及围绕征收程序的讨论交织,负担金征收被一再推迟。即使首尔市加快审批许可,只要法律上的负担金问题仍存,在分摊金与项目收支上仍可能再次形成瓶颈。

公共贡献则处于两者之间。公共贡献是将容积率上调或用途地区变更带来的土地价值上升部分,以道路、公园、公共办公楼、公共租赁住房、公共步行通道等形式予以返还的机制。它不是行政机关随意索取的钱款,而是依据《国土规划法》(第52条之2)及首尔市条例、运营标准,并经个别协商与城市规划审议确定的城市规划条件。首尔市以新增容积率所对应的60%地价(在上涨地价范围内)作为核算标准。不过,提供哪些设施、在何处提供、提供多少,则随各项目的协商与审议而不同。

狎鸥亭3区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首尔市起初表示已接受连接狎鸥亭与圣水的汉江公共人行桥作为公共贡献方案,但在数千亿韩元项目费用引发组合内部反对以及与相关机构协商后,整治规划变更方案公示中排除了人行桥。组合改为提议以公共办公楼、覆盖式道路、公园等作为公共贡献。这一场景表明,公共贡献并非抽象的公共性问题,而是项目费用、日程、组合成员同意、相关机构协商与首尔市审议交织在一起的实际协商条件。

房地产民心要求的变化与市长权限之间的落差

归根结底,“房地产民心造就了第五连任”的评价只说对了一半。即便房地产民意对结果影响巨大,这一民意所期待的变化中很大一部分并非首尔市长可单独解决的领域。房价稳定、税负、贷款监管、重建负担金放宽大多属于中央政府与国会。市长能直接推动的更接近整治项目的审批速度、城市规划标准、公共贡献协商与审议运作方式。

因此,今后有两个观察点。第一,国民力量党籍的市长与民主党政府及国会,在重超回、税制、贷款监管等中央政府权限事项上是对撞还是携手。第二,首尔市强调的“速度”能否与可预期的标准相结合。重超回需要明确的核算标准,公共贡献需要明确的负担适当性与决策程序。若标准模糊,即使程序加快,组合也难以说服全体大会,建筑公司与金融机构只能对项目作保守评估。

吴世勋第五任首尔市政的房地产课题,最终在于同时建立快速的程序与明确的标准。首尔市可以提高审批许可与城市规划的速度。但重超回、税制、贷款监管属于政府与国会的领域,公共贡献也不是仅凭市的意志就够,还须经过组合、居民、相关机构与委员会审议。要让整治项目真正转化为供应,必须同时具备首尔市的速度、国会与政府的法制完善,以及项目主体可信赖的可预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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