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最近表示,“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比第1期执政时更成熟、更克制”。笔者对这一表态不能不感到惊讶。因为若想到其欲吞并格陵兰和加拿大的拙劣尝试、针对全球大部分国家的关税上调、以及在毫无明确战略的情况下突然发动的战争,这样的说法实在难以理解。
特朗普总统第一个任期之所以显得克制,可以说是因为他受到了制约。他即便是不情愿,也接纳了共和党既得利益层和国家安全精英的意见。他早期的立法议程由当时的众议院议长保罗·瑞恩具体成形,并由白宫办公厅主任雷恩斯·普里巴斯付诸实施。首席经济顾问加里·科恩曾反复劝说特朗普总统放弃他长期想要推行的全球关税上调。美军将领们则力促对伊朗采取慎重的态度、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并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
特朗普总统似乎在第1期执政期间得到了教训。那就是:白宫周边的专业能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专家必须忠诚。特朗普总统似乎越是幕僚的履历平平就越喜欢,因为这些人的一切都欠于特朗普总统。国政运营的过程让位于冲动,程序让位于本能,政府让位于直觉。
事实上,特朗普第1期与第2期政府最鲜明的差别在于财富增值。代理韩国法务部长托德·布兰奇宣布,韩国法务部将就特朗普及其家族、企业过去所有涉税违规行为给予免于审计和调查的豁免权。特朗普总统披露,其股票投资组合仅在第一季度就执行了约3700笔交易,其中许多遵循着可疑得过于巧合的模式——即在有利于相关股票的政府举措或声明发布前夕买入股票。今年1月6日,特朗普的投资组合买入了价值50万美元的英伟达股票。一周后,英伟达获得了美国政府允许其向中国销售H200芯片的批准。此外,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对特朗普家族加密货币企业的5亿美元投资、利用该公司稳定币进行的20亿美元规模的UAE投资、特朗普集团接连不断的新房地产交易、以及特朗普家族投资后与美国国防部签约的无人机公司等,都印证了这一点。路透社估算,从2024年上半年到2025年上半年,特朗普集团的收入从5100万美元激增至8亿6400万美元。这恰恰说明总统职位被当作了赚钱手段。
更需深入审视的问题是,为什么这种事情成为可能,以及为什么阻力如此之小。研究腐败的学者解释称,“发达民主国家的腐败以选举资金捐赠、游说网络、咨询合同等隐晦而制度化的形式出现”。然而特朗普总统却利用发达工业国家的精密体系,以远为露骨的方式加以使用。
普通民众对此感到忧虑。但“MAGA”支持群体似乎并不如此。在极度两极化的国家,腐败不再被作为道德缺陷来评判,而是经过阵营这一过滤器被解读。只要是自己一方所做的事,那就或是假新闻,或是聪明的政治手腕,或是正当的复仇。这暴露出美国的深层弱点。建国之父们构建了出色的宪政体系,但它建立在他们未曾成文化的假设之上。这一假设就是:公职人员会保持共同意志,去遵守那些未被明示的公民规范。
法律上的安全装置远比大多数美国人所想的脆弱。总统在一般联邦利益冲突防止法上基本被豁免。上述行为中相当一部分,其程度足以让哪怕是最高级别的内阁部长陷入严重的法律危机。但对总统而言,只有弹劾以及参议院三分之二以上的有罪判决。在如今这样的党派时代,这几乎等同于奇迹。
对这场荒谬惨剧的成熟回应是恢复法治。特朗普执政之后,美国的紧迫课题将是:把不成文的规范以法律形式明文化,缩减总统的伦理豁免权,并建立法律装置,确保世界最高的公职不再第二次成为家族生意的跳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