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披露讲结论,账簿追问依据
信息披露说明交易曾经发生,而会计账簿追问的是这笔交易为何被如此记录。
上市公司取得其他法人股份的信息披露,会告知交易对方、取得金额、取得目的以及付款方式。发行或处置可转换债券的信息披露,会显示发行条件与承购人、转换价格与到期日。借出款、提供担保、债务保证、抵销交易、非上市公司投资,也都通过信息披露以一定的形式和结论传递给市场。
然而信息披露并不回答所有问题。那笔非上市公司持股为何按该价格估值?可转换债券出售款与投资款的抵销,是通过何种合同与分录处理的?借出款的可回收性依据哪些资料进行了审查?交易对方与公司是否存在特殊关系?公允价值评估基于何种前提和资料?信息披露展示交易的结论,却并未把支撑该结论的会计处理依据全部说明清楚。
近来资本市场上,在审计意见拒绝表示、发生退市事由、停止交易、改善期间、上市适格性实质审查等阶段,可转换债券、抵销交易、非上市公司投资、特殊关系人交易、公允价值评估、可回收性问题被一并提及的案例屡被报道。这里重要的并不是断定某家公司是否违法,而是市场在信息披露之后依然在追问:“那笔交易为何被那样进行会计处理。”这一疑问正是会计账簿查阅及复制诉讼的起点。
审计意见拒绝表示不是数字问题,而是证据问题
市场上常把审计意见拒绝表示理解为公司财务状况恶化的信号。实际上,确实也存在与持续经营假设相关的不确定性成为问题的情形。但审计意见拒绝表示并不总是仅意味着亏损或流动性不足。外部审计人未能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时,也可能出现拒绝表示意见。也就是说,问题可能不在数字本身,而在于缺乏能够证实和说明该数字的资料。
如果会计是数字的语言,审计则是证据的语言。即使财务报表上计列了资产,若该资产的实在性与权利归属、评估金额、可回收性未获充分支撑,审计人便难以出具意见。借出款即便留在账上,若债务人的偿付能力、担保、回收流程、后续清偿资料不足,可回收性就会遭到质疑。非上市公司持股即便按取得价额记录,若其估值前提与交易的经济实质未获确认,公允价值就会成为争点。可转换债券或附新股认购权债券即便发生了交易,若其交易对方、资金流向、抵销的法律关系、是否属于特殊关系人不明确,会计处理的依据便会动摇。
在退市程序中,这一问题会变得更加尖锐。因审计意见拒绝表示而停止交易并被给予改善期间后,公司必须准备资料,以便在复审或下一期审计中取得无保留意见。反之,股东则需要确认公司实际持有哪些资料,出现问题的科目和交易是基于何种依据进行会计处理的。此时股东的关注并非单纯的好奇,而与公司能否维持上市、对经营层追究责任、今后行使股东权的方向直接相关。
因此,会计账簿查阅及复制请求权并不止步于传统公司法上的少数股东权。在审计意见拒绝表示与退市风险已经现实化的资本市场中,它发挥着确认信息披露未能说明的会计处理依据的程序功能。股东的追问不会停在“发生了什么”,而会推进到“那件事如何被记入账簿,支撑该记录的资料是什么”。
会计账簿查阅权不是无限制的内部资料搜寻权
Commercial Act第466条规定,持有已发行股份总数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附具理由的书面形式请求查阅或复制会计账簿与文件。公司若不能证明该请求不当,则不得拒绝。在上市公司,依照另行的特例规定,持股比例与持有期间要件可能另有问题,因此在实际行使阶段,首先要确认股东资格与持有要件。
该条文结构简明,但实务意义并不简单。股东不能毫无理由地查看公司内部资料,需要“附具理由的书面”。反之,公司也不能仅因股东提出令其不适的疑问就关上大门。请求不当这一点必须由公司证明。归根结底,这项权利建立在既缓解股东与公司之间信息不对称、又保护公司商业秘密与正常业务运营的平衡之上。
要正确理解会计账簿查阅权,需分为四个问题来看:谁可以查看?为何要查看?要查看什么?可以查看到何种范围?这四个问题中只要有一个含糊不清,诉讼立刻就会陷入困难。
第一,股东必须具备法律要求的持股要件,在涉及上市公司特例时,还须一并确认持有期间要件。第二,请求理由必须具体。第三,对象文件必须是会计的账簿与文件。第四,请求范围必须特定到行使股东权所必要的程度。会计账簿查阅及复制诉讼不是对公司内部进行全面调查的程序,也不是索取公司所有电子邮件、所有内部报告、所有员工沟通记录的程序。股东可以请求的核心对象,是与会计处理实质相关的账簿及其基础文件。
忽略这一点,再强的权利也会变成弱的请求。股东的怀疑可以从宽处起步,但提交到法院面前的文件清单必须窄而精确。
法院看的不只是怀疑的大小,而是文件清单的具体性与关联性
在会计账簿查阅及复制诉讼中,股东大多带着对公司的不信任起步。可能已发生审计意见拒绝表示,可能已停止交易,可能大规模资金交易反复出现,也可能可转换债券与非上市公司投资复杂地交织在一起。通过媒体报道和信息披露而疑问加深的情况也很多。但法院不会仅凭怀疑的大小就让账簿打开。
韩国大法院认为,会计账簿查阅及复制请求的理由,应具体记载到足以使公司能够判断查阅、复制义务的有无与范围的程度。这并不意味着股东必须先证明所有不正当行为才能查看账簿,因为会计账簿查阅权正是为进行该项确认的手段。但至少应达到足以让人合理怀疑请求理由可能属实的程度,并且该怀疑须与查阅特定会计账簿和会计文件的必要性相衔接。
仅说“为调查公司会计不正”是不够的。“为保护股东利益”这句话本身也不充分。必须收窄到:哪笔交易有问题、哪个科目有问题、哪个期间有问题、需要查看哪些资料才能确认该疑问。会计账簿查阅及复制诉讼在实务上的胜负关键正在于此。
例如,若非上市公司持股取得存在问题,请求就不应是“公司投资相关的全部资料”,而应收窄为取得价额测算资料、股份转让协议、付款或抵销相关凭证、该投资资产科目的分户账、公司就公允价值评估所持有的基础资料、公司就减值审查所持有的资料。若借出款可回收性存在问题,则可能涉及借款合同、利息收取明细、担保资料、债务人财务资料、公司就可回收性审查所持有的资料、坏账准备计提依据。若可转换债券交易存在问题,则以发行合同、转让协议、缴款及抵销相关会计处理、转换条件、与交易对方的关系、相关科目的分录与分户账为中心。
怀疑可以从宽处起步,但文件清单要窄而精确。这句话是会计账簿查阅及复制诉讼的核心。股东的怀疑宽泛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这种怀疑到了法院面前仍然停留在宽泛状态。法院看的不只是疑虑的强度,还有该疑虑被收窄为多么精确的文件清单。
会计账簿与会计文件的界线
会计账簿与会计文件的范围也很重要。会计账簿包括凭证、分录簿、日计表、总分类账、明细分类账、辅助账等,是记录构成财务报表编制基础的交易的账簿。会计文件则是支撑这些账簿记录的基础资料,合同书、订货单、税务发票、收据、入账凭条、送货单、验收单、支出决议书、付款请求书是典型例子。
然而并非所有文件都属于会计文件。内部报告、请示文件、营业现状报告、单纯的事业计划书、会议资料、全部电子邮件,并不当然就是会计文件。董事会会议录可能涉及另行的查阅制度,也并不当然被纳入会计账簿查阅及复制诉讼的对象。审计人固有的工作底稿同样应与公司持有的会计基础资料相区分。股东要确认的不是审计人的判断过程本身或审计人固有的审计工作记录,而是公司所持有并构成特定会计处理依据的资料。
当然,界线并非总是清晰。也存在这样的情形:公允价值评估报告、减值审查资料、可回收性审查资料等,虽非传统意义上的凭证或分户账,却与特定科目的会计处理直接相连。若此类资料保存于公司,并且是支撑特定资产、负债、收入、费用确认与计量的依据资料,则在个案中可审查其是否属于查阅、复制的对象。反之,若只是单纯的内部审查备忘或经营战略资料,其范围则可能受到限制。
归根结底,重要的不是文件的名称,而是其功能。仅因名为合同书就并非总被允许,仅因名为报告也并非总被排除。关键在于该文件是否是生成或说明财务报表数字的资料,是否是支撑特定交易会计处理的资料,是否与股东的请求理由实质相关。
在会计账簿查阅及复制诉讼中,好的文件清单不是范围笼统而一般的清单。好的文件清单是交易与科目、期间与资料彼此咬合的清单。比起“最近5年全部资金交易资料”,“自2023年3月至2024年6月针对特定交易对方的借出款科目分户账、借款合同、利息收取明细、担保资料、坏账准备计提依据”要有力得多。相比针对公司整体的宽泛质疑,法院更重视精准瞄准特定科目与交易的文件清单。
公司也不能仅以商业秘密为由关门
从公司立场看,会计账簿查阅及复制请求也不轻松。会计账簿与会计文件中可能包含客户、价格条件、成本结构、投资战略、资金流向、员工薪酬、个人信息、营业秘密。若正处于经营权纠纷之中,股东的请求也有可能被用作施压公司经营的手段。若与竞争公司有关联的股东索取资料,公司的担忧会更大。
然而,公司并不能仅凭“商业秘密”一词拒绝一切查阅。依Commercial Act的结构,公司若不能证明请求的不当性,便不得拒绝。因此公司必须具体说明该请求为何不当:哪些文件属于商业秘密、该信息公开后可能造成何种损害、股东的请求目的为何不是正当行使股东权而是损害公司或股东共同利益、请求范围为何过于宽泛,都要加以说理。
实务上合理的解法位于全部允许与全部拒绝之间。个人信息可以去标识化。商业秘密可以遮蔽必要部分。可以限制查阅场所与时间。可以取得禁止对外泄露的确认书。可以允许代理人或注册会计师参与,但限制资料的使用目的。也可以调整电子文件的复制范围与拍摄范围。会计账簿查阅权不是让公司所有文件都打开的权利,而是在必要范围内确认必要资料的权利。
股东也应理解这一点。并非仅因公司不愿提交资料,所有拒绝就都变得不当。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确实应受保护。竞争目的或施压目的明显外露的请求,可能被评价为不当请求。股东的信息权是为保护公司与股东共同利益的权利,而不是为使纠纷对方陷入困境的无限搜寻权。
因此,公司必须区分正当防御与过度封锁,股东必须区分正当行使信息权与摸索性搜寻。会计账簿查阅及复制诉讼的平衡,正建立在这两项区分之上。
在退市门槛上,信息权也有时间性
会计账簿查阅及复制请求也可以通过本案诉讼进行。但在资本市场上,时间会改变权利的内容。对于已发生审计意见拒绝表示、已停止交易、已被给予改善期间、预定进行上市适格性实质审查的公司,“以后再看也行”这种说法说服力很弱。股东大会临近、推进有偿增资或可转换债券发行、经营权纠纷正在进行的情况下,信息到得越晚,其效用越小。
因此,实务中会计账簿查阅及复制的假处分变得重要。假处分是在本案判决之前临时保全权利的程序。会计账簿查阅及复制假处分因其让人先行查看账簿,具有满足性性质。因此法院对被保全权利与保全必要性审查得很慎重。不过,鉴于会计账簿查阅权是作为行使其他股东权前提的手段性权利,在必要时也可以通过假处分获得保护。
在实际的下级审裁定例中,外部审计人拒绝表示审计意见、发生退市事由、股票买卖交易停止等,也曾被作为支撑保全必要性的重要情事加以考虑。不过即便如此,法院也不会开放所有资料。并非因为出现了审计意见拒绝表示,公司全部资料就自动开放。未具体特定旗下公司的笼统请求、与会计资料关联性不足的请求、已经自愿提交的资料、难以视为会计账簿或会计文件的资料,都可能受到限制。
在这一点上结论同样如此:时间上的紧迫性是必要的,但仅凭这一点并不充分。在退市门槛上,信息权也有时间性。但这种时间性唯有与精确的文件清单相结合,才真正具有力量。必须同时提出“看得晚就没有意义”的情事和“现在应当查看哪些资料”。
股东在假处分申请书中仅说“公司有危险”是不够的。必须说明:导致审计意见拒绝表示的科目是什么、与该科目相连的交易是什么、为何需要该交易的合同、分户账、凭证以及公司所持有的评估资料、可回收性审查资料、到何时看到这些资料才能行使股东权。会计账簿查阅及复制假处分的核心不是速度本身,而是速度与特定性的结合。
市场信任始于可解释的会计
会计账簿查阅及复制诉讼对公司而言是不便的程序,对股东也不是容易的程序。公司担心商业秘密与工作负担,股东担心信息不对称与时间压力。法院则须在两者之间同时审视股东的信息权与公司的正当防御。
然而,资本市场上有一个上市公司必须接受的基本前提:上市公司的数字在市场上交易。财务报表的数字成为投资者判断的依据,审计意见则是对这些数字的最低信任装置。当审计意见拒绝表示发生、退市程序现实化时,股东追问这些数字的依据并非例外行为,而是上市公司制度内自然而然的提问。
但这并不意味着股东可以索取所有内部资料。会计账簿查阅及复制请求权不是全面搜寻公司内部资料的权利,而是为用会计资料验证信息披露所遗留疑问的权利。因此股东必须把怀疑翻译成文件清单。公司与其以保密为由沉默,不如具体说明正当的限制事由。法院则在两者之间划定必要范围。
如果信息披露是结论的语言,会计账簿则是依据的语言。市场信任,始于确认这两种语言彼此并不背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