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5-29 | 서경IN

效仿美日财界…企业应提出“AI社会契约”[李宝亨的公共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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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都在谈人工智能(AI)。政府谈国家竞争力。企业谈生产率。学校谈AI教育。政界也迟迟开始同时谈论监管与扶持。然而,最重要的问题仍未被充分讨论。

“AI会让人类更自由,还是让人类更疲惫?”

本月25日,教宗利奥十四世就AI时代的人的尊严提出了议题。其问题意识是:正如工业革命时期劳动问题成为文明议题,在AI时代,人的时间、判断、劳动与尊严正成为新的社会议题。AI不只是一项技术,而是改变社会运行体系的力量。这种力量究竟会成为帮助人类的工具,还是把人类束缚于更快系统的装置,尚未确定。

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把现代人看作不是服从命令的主体,而是相信必须靠自己创造绩效的绩效主体。他把这样的社会称为“绩效社会”,原因在于自由的外衣最终导致自我剥削。AI可能成为这一绩效社会最强大的放大装置。过去,“时间不够”这句话是最低限度的防线。如今,连这条防线也可能崩塌。“都有AI了,为什么还没做完?”这句话可能成为职场新的规训。

说AI能减少工作量,只对了一半。在现实的组织中,AI生成多少初稿,就会带来多少修改要求。报告要求更快。绩效衡量也能更加细密。一个人需要处理的工作量并未减少,只是期待水平被抬高。如此一来,AI就不是让人休息的技术,而成了把倦怠社会自动化的技术。

因此,关于AI的讨论不能停留在产业政策层面。半导体、数据中心、人才培养固然重要。但仅凭这些还不够。AI改变招聘与评价,改变教育与医疗,改变金融与福利,也改变行政与舆论形成。AI政策既是产业政策,也是劳动政策、教育政策、福利政策,进而是涉及整个社会体系的政策。

国务总理金民石近期提出“为所有人的AI”和“以人为中心的包容性AI”,也应在这一脉络中解读。其含义是不要只把AI看作增长动力,而要看作改变人类整体生活的社会转型。其问题意识是,AI的负责任使用、安全可信的规范与标准、为保障人的安全与保护而设的控制机制,都应一并讨论。

因此,现在需要的是社会对话。只是,这场对话不能仅交给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这样的既有架构。AI带来的变化并不只停留在劳动问题上,它还与消费者保护、个人信息、著作权、公平竞争、医疗判断、金融审核、内容可信度以及国家安全相连。讨论的主体也应更加广泛。不应局限于那些一直参与的团体,而应扩大参与范围,让真正受影响领域的人们的声音能够被听见。

关键在于起点。真正引入AI、将其应用于员工、并与消费者接触的地方是企业。社会所切实感受到的AI,最终也体现在企业的招聘系统、客服中心、金融审核、业务评价、内容推荐、医疗与福利服务之中。那么,AI社会契约的讨论也应先从企业现场开始。

海外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动向。微软、甲骨文、IBM、SAP等全球软件企业参与的商业软件联盟(BSA)在2024年提出了《构建负责任AI的政策方案》。它向各国政策决策者建议采取基于风险的方法、企业治理、高风险AI影响评估、高风险AI测试、创作者权利保护等。有趣的是,这并非政府报告,而是软件产业界的建议。企业并不是想规避监管,而是率先提出社会能够接受的AI规则方向。

日本经团联的案例也值得关注。经团联早在2019年就提出了《AI活用战略——迈向AI准备就绪社会的实现》。2023年又以《通过AI实现Society 5.0 for SDGs》和《AI活用战略II》扩展了讨论。核心十分明确:不能只有AI企业做准备,企业、个人与社会制度必须共同做好准备。经团联把AI与日本的Society 5.0,即以人为中心的超智能社会联系起来,将其视为超越技术引入的社会设计问题。

这些案例给出的教训十分清楚:企业团体可以率先设定社会对话的议题,不必等到政府给出标准答案。产业界先提出原则,专家加以检验,政界与市民社会展开讨论。在此基础上,政府应引导社会共识并加以制度化。在AI这样变化迅速的领域,这种方式反而更现实。监管总是慢于技术。那么,社会讨论就应先从使用技术的现场开始。

AI竞争无法回避。但竞争的标准不能只是速度。并非引入更快的国家就能生存下来。能够不让技术吞噬人的时间的国家、具备社会设计能力的国家才能生存。企业战略亦然。使用技术的速度固然重要,但谁先提出社会能够接受的AI运行秩序更为重要。唯有如此,企业才能可持续。

AI可以替代人类。但还有更重要的事实:AI也可能耗尽人类。当倦怠社会遇上AI,疲劳会变得更加精巧,更加无声。现在需要的不是阻挡AI的政治,而是把AI置于人类秩序之内的社会对话。其起点不能只停留在政府的委员会。它应从最了解技术、实际使用技术、并最先确认其影响的企业开始。现在,正是企业率先提出AI时代社会契约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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