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学家杰里米·里夫金在1995年出版的《工作的终结》(The End of Work)中预测,21世纪中叶数字技术与机器将取代人类的大部分劳动。在“互联网”一词还十分陌生的年代,他就预见“接入的时代”将动摇社会根基,重新定义劳动者的机会与责任,并成为最重要的议题。他还建议,数字社会创造的价值应在社会层面进行分配,共同体的合作与信任必须成为核心话题。30年过去,这一诊断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
近来成为韩国社会热点的绩效奖金争议,正是里夫金所预言的“灰暗预言”的一个侧面。Samsung Electronics劳资双方直到罢工前夕才就以营业利润的12%、预计高达36万亿韩元的金额发放绩效奖金的方式达成一致。据称人均最高可获6亿韩元的补偿。受益于大型科技公司对人工智能(AI)半导体需求的突然爆发,Samsung Electronics仅今年一季度就取得了营业利润57万亿韩元的超乎想象的业绩。市场普遍预计,随着季度推移,利润规模还将继续扩大。
然而细看之下颇具讽刺意味。就在一年前,Samsung Electronics管理层还因业绩不振而屡屡写下反省之词,称“将恢复根本性技术实力”。这样一家公司为何能如此迅速地实现反转?平心而论,这与其说是技术实力的戏剧性恢复,不如说是得益于AI转型这一巨大外部环境的突然变化。也就是说,工会成员创造的劳动价值并非完整地转化为了这份亮眼业绩。或许本次争议的本质正在于此。
就Samsung Electronics劳资问题进行事后仲裁的韩国雇佣劳动部长官金英勋在一档节目中把此次事态定性为“欲望的冲突”。这位曾任民主劳总委员长的强硬工运人士口中说出的“欲望”一词意味深长。此前大多数以罢工相威胁的工会所使用的语言是“生存权”“结构调整”“两极分化”。但这次不同。平均年薪远超1亿韩元的工会成员主张获得巨额补偿,这种情形已无法用既有的劳动语法来解释。李在明总统甚至警告工会“不要越线”,也是出于同样的脉络。正如里夫金所指出的,随着AI与机器人的出现,人类的劳动本身正走向终结,而工会同样几乎已蜕变为一种庞大的“利益集团”。
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助推“工会堕落”的因素中还有韩国特有的僵化劳动制度。韩国口口声声要成为AI三强,但工会法却仍停留在制造业时代。大型工会早已成为连政府都无从制约的“劳动权力”,但只要挂上工会的招牌,就能以“弱者框架”获得法律庇护,正如为工会保障“罢工特权”的黄色信封法那样。当然,我们社会中确实存在处于保护死角的日工劳动者、特殊雇佣人员和平台从业者。但不可否认的是,经历此次事态后,国民看待大企业工会的目光已不可挽回地变冷。全泰壹烈士高呼“遵守劳动基准法”而自焚的精神,以及为比自己更弱的社会弱者(合作企业)考虑的团结大义,都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连公司股东也无视的个人主义和组织逻辑。可谓劳动已去,只余欲望。
近来打出罢工旗号、要求“营业利润的N%”的工会无一例外都属于大企业,这正说明了问题。更令人叹息的是,一直高喊“社会团结”的两大劳总,对这些贵族工会的失控却保持沉默。这是怯懦的放任。如今我们社会面对一个沉重的问题:对只专注于扩大自身份额的大型工会,法律和制度还要保护到什么时候?
AI与机器人将把我们引向何处,无法准确知晓。但也不能举着“红旗”一味阻挡技术进步。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技术发展的果实被特定群体独占,既非正义,也不公平。希望领走了普通上班族连梦都不敢做的不现实绩效奖金的Samsung Electronics工会,现在能有所醒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