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5-25 | 서경IN

政策操盘者的命名:先抢占话语[李宝亨的公共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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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呼唤他的名字时,他便走向我,成为一朵花。”

这是金春洙的诗《花》中的句子。名字赋予存在以意义。在旧约《创世记》中,亚当也是通过为生物命名的权威,成为被造世界的代理统治者。命名并非单纯的称呼,而是理解对象、赋予秩序的行为。政策现场也是如此,只是更为冷酷。被如何称呼,决定了支持对象是否变成监视对象,产业是否摇身变为风险。

政策的方向并非在法律条文中分道,而是更早在词语上分道。多数政策始于某个事件,靠舆论压力推动。然而它凝固为议题的时刻,正是被命名之时。有了名字,就有了框架;有了框架,责任的方向便被确定;随后法案才跟上来。

政策现场是命名的战场。利害关系不同的各方都努力贴上对自己有利的名字。有的用产业的语言,有的用权利的语言;有的谈安全,有的谈受害。表面看像是措辞选择,实际上是框架竞争。在这场竞争中胜出的用语会进入法案名称,并定义议题,成为政府新闻稿的句子、报道的标题,进而成为社会的常识。

至今仍有许多企业的政策应对,是在法案被提出后才开始研究、寻找问题条款,再向议员办公室和部门提出意见。这是必要的,但已经晚了。法案不会某天突然诞生。在此之前,先有媒体报道、国会研讨会、市民团体的参与。在这一过程中,部门的内部研究资料出炉,名字被贴上。名字一旦贴上,事情就已经完成了一半。

近来最尖锐的例子是“平台从业者”与“平台劳动者”之争。看似相似,但打开的门不同。“平台从业者”是相对中立、行政化的表述,宽泛地涵盖外卖骑手、代驾司机、自由职业者、内容创作者等难以用既有雇佣关系解释的人群。使用这一用语,讨论就会走向安全网、合同公平性、标准合同、保险与纠纷调解。这是把平台视为新的产业秩序,并在其中设计保护机制的思路。

实际的立法讨论也建立在这一用语之上。第21届国会提出后废弃的“平台从业者保护法案”,在第22届国会延续的相关讨论便是如此。核心在于如何以制度管理既有劳动者与自营业者之间的灰色地带。“从业者”一词,是行政试图涵盖这一灰色地带的语言。

相反,“平台劳动者”这一表述会直接打开劳动法的世界。它追问平台企业究竟是单纯的中介者,还是事实上的用人方;确认算法派单是否接近指挥监督的人事权、手续费与报酬是否属于工资等问题。

面对同一群人,称其为“从业者”,就成为保护与支援的问题;称其为“劳动者”,就成为权利与责任的问题。国会研讨会标题是“平台从业者保护”时与“平台劳动者权利保障”时,讨论现场的气氛截然不同。仅仅换了一个用语,主管部门就会不同,参会团体也会不同,媒体的提问不同,企业的应对逻辑也不同。

对政策负责人而言,这不是文字游戏,而是监管地形的改变。哪一方的用语在社会上更具说服力,未来立法的方向也会随之不同。对平台企业来说,比这更大的非市场风险并不多。

同样的结构也曾在放射性废弃物处置场之争中运作。早期争论中,“核废料”一词力量强大,那是恐惧与不信任的语言。2003年扶安事件中,这种力量爆发出来。无论政府和推进机构如何说明安全,居民都把它理解为“核垃圾场”。行政的语言未能战胜情绪的语言。此后讨论发生变化:区分中低放与高放,区分处置方式与管理责任,把居民投票与地区支援结合起来。

制度以“放射性废弃物”这一法律与技术用语为中心被重新设计。2005年庆州选址正是这一变化的结果。若用语仍停留在“核垃圾场”,仅靠补偿与程序恐怕远远不够。

关键不在于改名,也不是掩盖风险,而是需要一种对风险进行分类和管理的语言。只有当这种语言与程序、补偿、责任结构相结合,政策才真正开始运作。

至此,非市场战略的作用变得清晰。非市场战略不是硬把企业想要的词语推行开来,而是在框架竞争中提出在社会上更具说服力、在制度上更可持续的用语。

企业的政策负责人应做四件事。

第一,要绘制用语地图。要梳理政府、国会、媒体、市民团体、学界、业界对同一议题各自使用什么词。要分清“平台从业者”与“平台劳动者”、“核废料”与“放射性废弃物”、“核发电”与“原子能”分别是谁的语言。唯有如此,才能看清哪种框架正在扩散。

第二,要先行准备用语的法律定义。如果企业有希望的方向,就要把它从口号转化为法律句子。“何谓平台从业者?”“平台经营者的责任到什么范围?”“算法说明责任何时适用?”这些句子要提前写出来。比起法案出台后修改条文,在法案出台前设计概念更为重要。

第三,要获得具公益性的第三方语言。企业创造的用语容易被怀疑为自身利益的语言。应与学会、研究机构、专家一起,整理成利益相关方都能使用的语言。只反映企业立场,那是宣传;成为第三方的语言,才成为政策。

最后,要把用语与政策方案打包提出。仅有好词并不足够。必须同时提出该词所能承载的保护机制、监督方式、责任结构、纠纷解决程序。要使用“平台从业者”一词,就得提出安全网与公平合同体系。唯有如此,用语才不是包装纸,而是政策替代方案。

命名的竞争不是围绕词语的争吵,而是立法的前哨战。哪个词进入政策文件和法案名称,产业的命运与国会的名义便随之改变。哪种定义进入条文,企业的义务便随之改变。

产业的未来由技术打开,但制度的门由语言打开。非市场战略的第一战场不是国会走廊,而是词语。要引领政策,就必须在命名的竞争中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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