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10月检察厅被废止之前,检察官补充侦查权是否废止正成为法律界与政界的焦点话题。特别是据传国务总理金民석本月初向国务总理室下属检察改革推进团指示“以废除检察官补充侦查权为前提展开讨论”,使“检察官补充侦查权可能退出历史舞台”的观点获得更多支持。加之据悉推进团正在研究向公诉厅检察官赋予不含强制侦查权限的有限形式“补充调查权”的方案,法律界内部众说纷纭。
今后将被政府与国会“动刀”的是《刑事诉讼法》第196条(检察官的侦查)之二。该条规定,从司法警察官处接收移送案件的检察官,可在不损害案件“同一性”的范围内进行侦查。
这或许被视为仅仅是修改一条刑事诉讼法条款,但赞成与反对意见尖锐冲突。因为检察官补充侦查权是存续还是废止,将对新的刑事司法体制产生重大影响。共同民主党强硬派等人反对保留补充侦查权,认为一旦保留,检察官的侦查权限可能再度复活。他们还主张,为坚守检察改革的核心原则——侦查与起诉分离,必须废除检察官的补充侦查权。相反,法律界内外则反驳称,如果检察官不进行补充侦查、仅凭书面材料判断是否将案件移交审判,将因接连要求补充侦查导致案件延误、案件被掩埋等副作用,其损害将完全转嫁给国民。推进团研究全面限制检察官的搜查扣押、逮捕羁押等强制侦查权限,但允许约谈嫌疑人与受害人、为补充案件记录进行追加调查等方案,也被解读为考虑到今后影响的所谓“折中方案”。即在100%废除检察官侦查权的同时,保留提起与维持公诉所必需的最低限度调查权限。
这算是为防止可能出现的副作用而设的方案,但法律界内外对补充调查权的分歧也相当明显。
反对方强调其不具备法律上的证据能力。其意在于,即使检察官在起诉前约谈受害人或嫌疑人,或请求并获取用于补充案件记录的资料,也无法在法庭上作为证据使用,因而毫无意义。约谈等资料若不慎被纳入证据,可能被视为非法收集证据,也被列为原因之一。
一位检察官出身的律师强调:“约谈受害人、嫌疑人或依请求(由相关机关等)任意提交资料,说到底就是行政调查,在审判过程中证据能力为‘零(0)’”,“这只是起诉判断之前的最低限度措施,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他接着补充:“尤其是如果检察官失误将相关内容加入证据目录,法院可能视其为非法收集证据,这可能成为无罪判决的依据”,“虽然发生这种情况并不容易,但鉴于近来法院对非法收集证据审查严密,(在立法前)必须加以考虑。”
相反,主张应赋予检察官提起公诉所需最低限度调查权限的一方强调,“这可能成为避免制造冤屈受害人与嫌疑人的最后救济途径”。在现行刑事司法体系下,即便是警察移送的案件,受害人与嫌疑人也可能依检察官的判断,作为补充侦查的一环接受额外调查。一位检察机关相关人士透露,这成为决定是否将案件移交审判的重要判断依据。
另一位检察官出身的律师指出:“在杀人、抢劫等损害明确的案件中问题不大,但在受害人与嫌疑人界限模糊、或实际损害程度不易掌握的诈骗类案件中,起诉前的补充侦查极为重要”,“部分受害人与嫌疑人主动希望再次接受检察官调查的情形也很多,因此应当为可称作行政调查的约谈或获取补充资料等渠道留出空间。”他接着表示:“若检察官不看案件全貌、仅凭证据等资料就要求警察进行补充侦查,只会加剧双方之间的‘不协调’”,“哪怕只是为了传唤案件当事人以掌握案件全貌,检察官也应直接听取受害人或嫌疑人的声音。”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97条之二(补充侦查要求),检察官在决定移送案件是否提起公诉或维持公诉时有需要,或在决定是否申请司法警察官所申请的令状时有需要,可以要求司法警察官进行补充侦查。此外,司法警察官除检察官的要求无正当理由外,应立即予以履行,并将结果通报检察官。检察总长或各级检察厅检察长在司法警察官无正当理由不遵从第一款要求时,可以向有权人员要求排除该司法警察官的职务或对其进行惩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