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坚制造商K的CEO最近很头疼。自家产品在网络商城和部分折扣渠道以接近建议价一半的价格流出,按正常价拿货的代理店纷纷抱怨"为什么只有我们卖得贵"。更大的问题是,市场上形成的价格反过来成了出厂价的基准线。流通采购方要求:"市场上就是这个价格在卖,我们也要按这个价格供货。"价格一旦崩塌就难以恢复,品牌会被定格为"廉价货"的形象。营业本部长强烈建议"对低于建议价销售的门店应停止出货"。但指定并强制零售价在多大范围内被允许,CEO一时难以下定决心。
同样的行为,法律的评价会随时代变化。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将制造商强制最低再销售价格(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RPM)本身认定为违法,但在2007年正面推翻长期先例,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同一争点在近100年的时滞之后得到截然相反的答案,其来龙去脉直观地展示了竞争法在何种事实与背景下演进。
Dr. Miles案——支配96年的当然违法的起点
1911年,Dr. Miles Medical公司以非公开工艺制造的专利药品供应给约400家批发商和2万5000余家零售商,并强制签订同一格式的合同,规定不得以公司设定的最低价以下再销售。公司提出两点逻辑:对以秘密工艺制造的专利药品进行价格控制是正当的权利行使;即便不然,制造企业也保有控制自己所制产品全部销售价格的权利。
联邦最高法院没有接受这些主张。法院首先明确指出,生产的独占并不因此扩张为支配后续交易自由的权限。"不生产特定物品就无法向市场供应,这是现实,但这并不因此扩大对[独占性]生产产品的财产权。"商品一旦离开制造商之手,处分权即移交给流通商,与谁交易、以何价交易属于流通商的自由。
法院还进一步指出,即便维持价格对制造商有利,也不足以正当化对流通商交易自由的限制。法院明确判示:"原告若已以自己满意的价格销售产品,一般消费者(公众)就有权享有在后续交易中通过竞争所能获得的一切利益。"由此,最低再销售价格维持被归入当然违法(per se illegal)的范畴,无需考察市场效果,其本身即被认定为违法行为。此后在美国,最低再销售价格维持在96年间被视为没有辩解余地的违法行为。
Leegin案——一个世纪后的立场转变
此后不到100年的2007年,同一争点再次被提交同一法庭。皮具制造商Leegin自1991年起以"Brighton"品牌在全美5000余家精品店销售皮带和配饰,并于1997年引入对低于建议价打折的零售商拒绝供货的政策。其目的是让门店确保足够利润空间以提供客户服务。公司同时解释,这也是为了防止无节制的折扣损害品牌形象。
2002年12月,得克萨斯州的Kay's Kloset被发现将Brighton全线产品降价20%。Leegin要求停止打折,遭拒后中断供货。该门店以违反谢尔曼法为由提起诉讼,一审和上诉审依据Dr. Miles先例判决Leegin败诉。
联邦最高法院的判断不同。意见以5比4分歧,但5人多数意见对最低再销售价格维持即为限制竞争这一原则本身提出了质疑。其逻辑如下:最低再销售价格维持虽减少了同一品牌内零售商之间的价格竞争,但由此确保的利润空间会形成激励,使门店愿意投资于门店运营、客户服务和促销,这最终强化了不同制造商品牌之间的竞争(品牌间竞争)。法院并指出,"反垄断法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这类竞争(品牌间竞争)"。
法院正视的核心问题是搭便车(free riding)。有些门店投资高档展厅,提供产品演示,配备并培训熟练员工。消费者在这些门店获取信息,却在没有做这些投资的折扣店实际购买。这一格局若被放任,提供服务的门店最终只能削减服务,损失将由全体消费者承担。最低再销售价格维持正是阻断这一搭便车回路的装置。
但法院并未忽视再销售价格维持行为的阴暗面。法院明确承认,最低再销售价格维持可能被滥用为零售商卡特尔的工具,也可能被市场支配性制造商用作阻断新进入者的手段。然而多数意见的核心在于,承认其两面性这一事实本身就动摇了适用当然违法的正当性。法院认为:"设定最低再销售价格的垂直协议,依其形成的情形可能具有促进竞争或反竞争的效果。因此,这类协议看来并不适合被视为当然违法。"
法院表示"反垄断原则随新情况和新智慧而演进",在96年后推翻了Dr. Miles判决。最低再销售价格维持被移入合理原则(rule of reason)的范畴,即综合考虑所涉行为的促进竞争效果与限制竞争效果来判断是否违法。
需要考虑的问题
K公司高管在经营现场须审视的问题可归纳为三点。
第一,建议价止于建议,还是达到强制。标示建议零售价并作为指引加以建议,本身不违法。但一旦对低于建议价销售的门店中断出货、在交易条件上施加不利,或行使事实上使其不得不遵从的约束力,就可能构成再销售价格维持行为而受到追究。强制的形式可以是明示的合同条款,也可以是反复警告与中断交易的模式。无论哪一种,只要事实上封锁了流通商自由定价权,都会得到同样的评价。
第二,价格控制是作为品牌战略的一部分发挥作用,还是仅止于单纯的价格防守。Leegin判决所认可的正当化核心在于守护门店的服务投资、阻断搭便车。高价品牌战略并非仅靠维持价格线就能完成。门店氛围、陈列标准、员工专业性、售后管理等非价格竞争要素必须作为一贯的体系一并设计。若缺乏这种战略脉络而只强制建议价,那就更接近单纯的价格固定而非品牌战略,因此会成为问题。
第三,价格固定政策由谁发起。是制造商为品牌定位和流通网设计而自主引入的政策,还是被有实力的零售商要求所推动形成的政策,会产生不同评价。Leegin判决也曾警告这类政策被滥用为零售商卡特尔工具的风险。价格政策的出发点在哪里,由此成为违法性评价的分岔口。
跨越100年的判例演进告诉我们:价格控制本身已不再是违法,但其正当性须由经营者自行举证。关键在于价格控制是源于品牌战略,还是仅仅是限制价格竞争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