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5-21 | 최형욱 논설위원

[周四清晨]企业利润归谁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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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学派巨擘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62年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中提出“企业只对股东负有责任”,为股东资本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他在1970年《纽约时报》(NYT)的撰文中称“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是利润最大化”。这篇划时代的文章曾是美式经营哲学的金科玉律。

此后半个世纪,2019年8月。由美国主要大企业首席执行官(CEO)组成的美国商业圆桌会议(BRT)发表了《关于企业目的的声明》。其主张是,企业若要可持续发展,必须为股东以及客户、员工、合作企业、社区等五大利益相关方提供价值。这被评价为美国大企业正式宣布此前仅在学界讨论的利益相关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转折点。

近期Samsung Electronics的绩效奖金纠纷提出了“企业利润由谁创造、应由谁获取”这一根本问题。产业通商部长官金正官表示,不仅要考虑劳资双方的努力,还应考虑政府的基础设施支持以及合作企业、小股东的贡献。青瓦台政策室长金容范更进一步,提议在人工智能(AI)时代将企业所获超额利润的一部分返还给国民,即“国民分红”。

金室长的构想与据称给予李在明总统灵感的经济学家玛丽安娜·马祖卡托的“企业家型国家”概念一脉相承。马祖卡托指出,美国政府在太空与军事技术开发过程中催生了手机摄像头、互联网、卫星导航系统(GPS)、触摸屏等众多创新技术,并由此出现了苹果这样的科技巨头。她主张,国家作为价值创造者引领工业化技术开发之后,若民间企业独占收益,就应以超额利润形式征收并再分配。李总统的“AI基本收入”构想,逻辑同样是政府加速AI转型后,由社会分享生产率与利润,缓解不平等。

无论是利益相关方资本主义还是企业家型国家,核心主张都是企业须与共同体共生,并顾及未来一代的利益。以总罢工为旗号的Samsung Electronics超企业工会的问题在于,恰恰是工会破坏了这种团结与共生的价值。他们不仅对非正规职和合作企业劳动者,甚至对同一公司非半导体部门的同事也缺乏体谅。与弱者同行、社会责任意识等大企业工会此前高举的累赘名义被抛弃,只暴露出一味追求私利的真面目。

事态发展到这一地步,政府政策似也有一定影响。李在明政府一直推进自有股份注销、扩大分红等新自由主义者所偏好的股东资本主义政策。相反,赋予分包劳动者向总承包方交涉权的“黄色信封法”等则更接近利益相关方资本主义。二者分别是保守与进步议题。本应处于对立面的两种资本主义,如今却变质为互相分食大企业利润的形态,成为扩大投资的障碍。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政府在“大企业与大股东是强者、劳动者与小股东是弱者”的道德二分法下施政。

企业利润最好是为长期增长而再投资。唯有如此,税收与就业才会增加,未来一代才能抱有希望。若企业资金以分红、绩效奖金等形式过多流出企业之外,经济活力将受抑制。美国制造业衰落的原因之一,也在于企业沦为为股东服务的一种“提款机”。分配企业利润理所当然,但过度则会导致剖开生金蛋的鹅的肚子。

政府正通过将困于房地产的市场资金引向资本市场的“生产性金融”,着力扩充未来增长动力。但像Samsung Electronics、现代汽车这样的企业,并非只投钱就能造就。除国家支持外,还需要民间的企业家精神、稳定的劳资文化、紧密的供应链等。这样的产业生态经过数十年方能形成,一旦损毁便难以修复。有观点指出,应以Samsung Electronics工会事态为契机,就如何分配企业利润展开社会讨论。借此机会也应反思,一系列政府政策是否正在损害韩国企业特有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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