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2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突然上调基准利率。基准利率从1990年的8.25%降至1992年的3.0%后一直维持不变,格林斯潘在当年六次加息,将其提高至5.5%。当年年末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飙升至7.8%,涌入拉美国家等地的美国投资资金急速撤离。墨西哥和阿根廷股价一年内腰斩,墨西哥最终落到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救助的境地。亚洲也不例外。韩国于1997年不得不向IMF申请救助贷款。
利率发作的黑色历史在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时期再次重演。2013年5月,伯南克为克服金融危机后遗症而发表暗示回收市场资金的言论,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缩减恐慌(taper tantrum)”。外国资金如潮水般撤离的土耳其、巴西等主要新兴国家被推向金融危机。
日本也每逢加息便经历经济衰退之痛。2000年日本银行将政策利率上调0.25%后,次年受互联网泡沫破裂影响经济大幅动摇;2006年中止量化宽松政策后两次加息时,则陷入通缩固化的泥潭。
由于伊朗战争出现长期化迹象,美国、日本、英国等主要国家国债收益率呈现发作现象。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record 5.12%,升至2007年7月以来19年间的最高水平。这突破了被称为“金融市场毁灭之门”的“魔咒5%”关口。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跃升至5.8%,创28年来新高。处于利率发作黑色历史中心的中央银行一直扮演着渡过艰难经济局面的堡垒角色。既要抑制物价上涨,又要同时提振景气,必须推行精妙而慎重的政策。收到利率发作警告信号的各国中央银行,肩上的担子比任何时候都更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