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认为,若政府对Samsung Electronics工会罢工启动紧急调整权,工会很可能接受远低于最初要求的谈判结果。政府在面临侵害劳动权争议压力的情况下仍公开抛出紧急调整权这张牌,被解读为既向工会传递“达成协议才是上策”的信息,同时也是施压其尽快与公司方结束谈判。
据劳动界19日消息,历史上四次启动紧急调整权后,最终的劳资协议或仲裁方案均低于工会最初的要求水平。作为首次启动案例,1969年大韩造船公社工会要求加薪约40%并展开罢工,但最终协议仅为上调20%。1993年现代汽车集团工会也要求加薪15%,最终涨幅降至9%。2005年Asiana Airlines飞行员工会要求延长退休年龄至60岁未获接受,同年提出加薪6.5%的Korean Air Lines飞行员工会也接受了减半至3.5%的方案。
紧急调整权启动后工会要求后退的最大原因,是罢工这一核心谈判手段被暂时取消。一旦启动紧急调整权,30天内禁止争议行为。加之中央劳动委员会介入,事件便超越单纯劳资矛盾,被作为国民经济与公共利益问题处理。
经营界认为,若对Samsung Electronics工会罢工启动紧急调整权,很可能重演与过去类似的走势。尤其是舆论普遍认为Samsung Electronics工会要求的绩效奖金水平过高,对将营业利润的一定比例制度化为绩效奖金财源的方式也存在较大担忧。也有观点认为,因罢工中止而度过危机的公司方,反而可能在谈判中表现得更为强硬。
不过也有分析指出,对政府而言启动紧急调整权同样是承担相当政治负担的选择。一直强调与劳动界沟通的李在明政府,若对Samsung Electronics罢工启动紧急调整权,可能面临限制劳动三权的批评。尤其是韩国雇佣劳动部长官金英勋将于21日在韩国与一直建议废除紧急调整权的国际劳工组织(ILO)总干事吉尔伯特·洪博会谈,若ILO对政府启动紧急调整权表示担忧,压力必将进一步加大。
劳动界人士表示:“如果启动紧急调整权,只能通过记者会等多种方式提出质疑”,但同时称“国民对Samsung Electronics罢工的舆论并不友好,这对劳动界也是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