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21日预告的Samsung Electronics工会罢工已进入倒计时。在中央劳动委员会追加调解之前,政府也在准备启动紧急调解权等应急对策,国民高度关注能否在时限内达成协议。罢工是工会的宪法权利,但在当前条件下,损失的可能性远大于收益。在罢工之前,工会至少应审视五个问题。
在不劳动即无工资的条件下,罢工是坚持能力的函数。美国、德国等强势工会能够支撑长期罢工的动力是大规模罢工基金(strike fund)。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在2023年罢工时,从8.5亿美元规模的罢工基金中每周向会员发放500美元罢工津贴,坚持了6周以上。Samsung Electronics工会没有罢工基金。工会会费为每月1万韩元左右,即使在谈判期间加收特别会费,也没有财源向罢工参与者支付工资。
决定性的困境在于,罢工会侵蚀会员的“超额利润奖金(OPI)”基础。罢工导致生产停摆,营业利润损失规模将达30万亿(工会估算)至100万亿韩元(业界估算)。若按15%的奖金比例计算,每损失30万亿韩元,就会蒸发4.5万亿韩元的奖金财源。相当于工会自己踢翻自己的饭碗。
更大的问题是市场份额与竞争力的损失。存储半导体一条生产线停产,意味着竞争对手份额扩大。在HBM4量产的敏感阶段,英伟达、谷歌等战略客户的流失不仅是短期营收受损,更意味着未来数年供应格局的重塑。这将导致工资与奖金财源基础的结构性削弱。
罢工的成功取决于团结。Samsung Electronics工会的情况恰恰相反。组成谈判团的各工会之间分裂加剧,共同谈判实际上已终止,规模达1.5万人的全国三星电子工会对超企业工会委员长的“排除谈判”强烈反对。各事业部之间的矛盾更为严重。营业利润15%的奖金和取消上限实际上只对半导体部门有利,因此以移动与家电(DX)为主的同行工会退出了共同谈判团。罢工前夕,谈判代表的领导力与整合力受到损害。这很可能导致罢工阵营弱化和悄然退会。
罢工的正当性不仅由法律决定。舆论是谈判的杠杆,而目前舆论极为负面。Realmeter上月27日至28日进行的调查显示,69.3%的受访者认为罢工“不恰当”,认为“恰当”的仅为18.5%。“舆论调查花”的调查中,认为“要求过分(80.2%)”的意见比认为“要求恰当(14.2%)”的多出66个百分点。
尤为重要的是,平均年薪1亿韩元左右的超大型企业正式员工要求人均6亿韩元规模的奖金并罢工,这与中小企业和非正规职占90%的韩国劳动市场现实正面冲突。对工会友好的政府也对罢工持否定态度,这同样构成压力。
罢工若要受到法律保护,目的必须正当。谈判的核心要求“明文规定营业利润的15%”和“取消OPI上限”是否属于集体谈判的强制对象存在争议。韩国大法院在Samsung Electronics退休人员提起的诉讼中判决“OPI不属于平均工资”。这否定了OPI的工资属性,因此围绕此事的争议行为是否合法必然引发争论。
公司已向水原地方法院申请“禁止违法争议行为的临时处分”,并已完成第一、二次审问。若在本案判决前认可临时处分,则罢工不可进行。更重要的是,若强行罢工被判定违法,工会干部及个别会员将不可避免地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此时罢工参与者的负担可能高达数亿韩元。
综合上述五大因素,罢工需付出的成本远大于收益。争议权是工会可用的强力手段,但也是最危险的一张牌。“罢工没有赢家(No one wins a strike)。”这正是劳资双方应冷静认清形势并达成协议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