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到一位在某公共住宅地区取得分让地块的建筑业主的设计委托。在审阅规划指针时,一些熟悉的措辞再次映入眼帘。比如“屋顶坡度控制在某一数值左右,围墙应尽量避免设置,如设置则建议采用1.2米以下的自然材料”等。这些正是30多年前起在京畿城南盆唐、高阳一山等新城的地区单元规划中屡见不鲜的规制内容。
就像温暖春日里未及融化、残留在山顶的积雪一样,很久以前某些人制定的指针或规制无视世界飞速变化的速度,仍留在法令之中。禁止原色或杂乱的多种材料、围墙最好没有且要很低、坡屋顶优于平屋顶、统一的色彩、整齐的行道树与庭院。这些当时被认为是先进而有品格的中产阶层城市面貌、想象着住宅小区而制定的标准,如今已陈旧,却仍如幽灵般徘徊。
问题在于,这类规制或法律使城市无法容纳多样阶层、不同世代与品味,压抑了多样性。也就是说,不仅是审美规范,连生活规范与阶层品味也在不知不觉间通过法律和审议被制度化,由此产生了“欲望的标准化”。它是设计街道景观的制度,更进一步是诱导生活方式本身的装置。因此在城市中行走时,相似的屋顶与外墙、高度相近的围墙与庭院不断重复。
早期新城规划者大概想象所有建筑都会像鸟瞰图中的风景那样一瞬间完成。然而统一的规则随着时间流逝反而戏剧性地暴露出差异。有的房子老旧,有的房子加建,有的房子变成了咖啡馆。取消围墙后,出于对隐私被侵犯的不安,人们开始用高高的绿篱、不透明玻璃和监控摄像头构筑新的边界。边界变得巧妙,人们筑起背向外侧的高墙,把窗开得很小,偏好在内侧设庭院的中庭式设计。排列的墙体挡住了街道的视线,城市朝着与法律意图不同的方向发展。
行走在韩国的城市中,会感到一种奇妙的熟悉感。高度相近的建筑、反复出现的公寓小区、被严格划分的用途地区,以及过于细致的建筑规制。我们常把这称作“韩国式城市”。然而追溯其根源,相当多都与日本近代城市法体系相连。容积率、建筑覆盖率、用途地区、建筑线、斜线限制、地域与地区、建筑协定等如今建筑实务用语大多也是如此。韩国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和战后城市化过程中接受了这一体系,此后在压缩增长时代又将其更强力地发展。
在一切急速变化的21世纪,建筑领域的局限依然存在。因为与其制定新的法律和制度,借用已被验证的既有制度更方便、更容易。为行政部门提供咨询时可以发现,不少即将建造的建筑规划,是以连错别字都未修正的旧指针和案例为依据编写上报的。当然,城市的公共性、日照与步行、安全与环境,没有共同规则就无法维持。但如果这些规则像一潭死水般僵化,那么由不同品味与欲望、世代与时间相互碰撞而形成的、被自由设计的鲜活城市空间,究竟何时才能见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