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止韩国经济快速下行的方法是生产率创新。如今在通用产品上已无法与中国竞争,因此必须集中于品质创新等研究开发(R&D)。”
延世大学经济大学院特任教授赵允济14日在首尔钟路区Seoul Economic Daily大楼接受采访时,提出以生产率创新作为摆脱低增长危机的解决之道。赵教授是曾任职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的经济学家。他在卢武铉政府时期担任总统经济辅佐官,后出任驻英大使,在文在寅政府时期担任驻美大使,并曾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委员。凭借在外交与宏观经济要职上的丰富经历,他最近还著有《韩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反思与教训》一书。赵教授说明出版背景称:“希望它能成为从过去经验中汲取教训、理解当下并设计未来的参考资料。”
赵教授在其著作中将天时、地利、人和列为韩国经济增长的背景。他表示:“韩国在二战后开始的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中获益最大”,“自由贸易的时代(天时)、能够享受外部环境优势的位置(地利)、引领经济增长的强有力领导者(人和),使垂直增长成为可能”。
他指出,韩国经济虽借助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但还不到吹响号角的时候。他批评说:“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未能跨过发达国家的门槛”,“韩国把多次危机当作改革机会而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但经济力量集中、劳动市场双重结构等各种问题加深,处于无法迈向下一阶段的状况”。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韩国年度潜在增长率在2012年为3.63%,此后持续下滑十余年,去年为1.92%。今年第一季度,在战争影响下主要国家增长率不足1%,而韩国经济却录得远超此前预期的1.7%增长率。但普遍分析认为这是“半导体超级周期”带来的反射效应。实际上若剔除半导体,制造业生产增长率仅为0.2%。海外投资银行(IB)的共同评价是,除半导体外没有能够主导显著增长的主力产业,经济基础体力薄弱。
赵教授将结构性僵化的持续和活力下降列为我国经济增长动力削弱的主要原因。他诊断称:“创新企业难以进入和成长的产业结构、既有企业变革事业结构所需人力调整的困难、失去竞争力企业退出的滞后、对工资及薪酬体系创新的抵触等,阻碍了结构调整”,“这些成为僵化加深、生产率停滞、竞争力减弱的因素”。他接着担忧道:“低生育、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问题,以及中国的迅速崛起也是我国产业整体的危机因素”,“在基础科学和原创技术上仍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等因素拖住了后腿”。
赵教授提出,克服上述结构性局限的创新方案是扩大R&D并强化组织柔性。他指出:“迎来人工智能(AI)时代,需要提高组织内部柔性以重新配置人力和资源”,“去中国华为园区,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每天工作12小时。与他们相比,我不禁怀疑我们的研发人员是否真能具备竞争力”。他还表示:“我在IMF和世界银行工作时,工作时间之外也要回复各种邮件,下班后还要处理课题”,“如果这种以绩效为中心的工资体系得以确立,引入工时上限制就失去意义”。此外,关于公共部门他建议:“由于技术和环境快速变化,应提高年薪的弹性以吸纳外部专家,并让公务员能够长期留在一个职位上积累专业性”。
在外交政策方面,他强调中等强国之间联合的必要性。赵教授曾在特朗普第1期时期担任驻美大使,处于对美外交最前线。他表示:“我出任驻美大使时,特朗普政府刚刚上台”,“当时所谓被称为‘大人’的共和党权威政治人物担任国务卿、国防部长等要职,劝说总统”。他接着担忧道:“进入特朗普第2期后,总统身边似乎几乎没有这样直言的制衡力量”。他强调,由于美国的这种单边主义,应扩大与日本、东盟等的合作。赵教授强调:“世界正日益进入力量而非规范主导的不安而艰险的时代”,“必须比现在更加强化与欧洲、印度、东盟国家的关系”。他补充说:“特别是日本在急剧变化的国际秩序中,在多方面与我国处于相似的利害关系,面向未来的关系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