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围绕技术重塑新秩序。人工智能正在根本性地改变产业结构,与人工智能相关联的半导体、电池、生物、量子技术等战略技术,正成为左右国家安全与经济安全的核心资产。美国与中国的技术霸权竞争已不再是特定产业的竞争,而是扩大为国家体系之间的竞争。加之本国优先主义的扩散,供应链与技术同盟、研发与产业政策、科学技术与安全战略连成一体的国家间战略竞争正激烈展开。
近期主要发达国家发布的科技创新计划中,清晰显现出各国应对全球技术霸权竞争的生存战略。中国通过第十五个经济社会发展规划(2026~2030),提出了以尖端领域技术自立为基础跃升为尖端制造强国的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强有力的统合推进体系。日本同样在第七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26~2030)中宣示科学技术是国力之源,强调为确保国家安全与战略利益而加强战略自主性。
韩国即将发布第六次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此前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在扩大提升科技竞争力的研发投资基础、培育战略技术方面取得了相当成果。但技术霸权时代的生存竞争与供应链保障、经济安全相连,已进入仅凭单纯的研发投资战略难以应对的阶段。如今,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必须超越单纯的研发投资计划,以重新设计国家创新体系的层次来加以推进。
首先,需要一张提出韩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战略角色方向与具体战略的地图。现有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最大的局限在于国家科技创新战略的方向性未能清晰呈现。此前政府一直强调先行者(First Mover)战略,但真正的引领者并非取决于单纯的技术获取速度,而取决于设计核心技术在国家生存与国际秩序中将成为何种“杠杆”的能力。若战略缺乏清晰度,基本计划可能沦为把华丽关键词与既有政策拼凑罗列的百货商店式清单。
第二,需要重新定义仅停留于口号的使命导向创新政策。尤其应提出明确的目标设计方向,理清战略技术获取与社会问题解决之间的政策使命混乱。鉴于技术霸权竞争更多取决于以技术为基础的市场支配力和产业竞争力,而非技术本身,应从既有的以技术获取为中心的路径,转向强调市场与产业创新价值创造的以创新成果为中心的使命导向体系。为此,应将政策关系确立为战略技术获取—牵引创新增长—解决社会问题,并构建以实现相关产业与市场目标(而非单纯获取新技术)为主要使命的使命导向创新体系。
第三,必须革新研发投资与政策体系。为应对新产业革命时代财政需求的激增,在维持扩大研发投资基调的同时,应推进旨在提高投资效率的政策体系革新。特别是在AI革命带来的经济社会结构变化与技术霸权竞争加剧使研发投资需求爆发式增长的情况下,需要通过财源与投资方式多元化等推动投资体系革新。同时,为大幅提高投资效率而进行的政策体系革新也很重要。尤其需要改革以细分课题为中心、以短期成果为中心的结构,并从依赖直觉或流行关键词转向基于客观数据与分析的“证据为基础的政策(Evidence-based Policy)”。
第四,研究生态系统的健全性与质量高端化十分重要。像现在这样使研究者埋头于成功概率高的安全课题的研究管理制度,会使研究生态系统官僚化。应全面改善研究制度与文化,使失败能够作为未来研究与创新的资产得以积累的高风险—高回报(High-risk, High-return)研究真正成为可能。同时,需要构建包括政府出资研究机构在内的各类研究主体在角色与使命、自主与责任之间实现协调与平衡的健康研究生态系统。
第五,必须持续推进治理革新。为政策的稳定推进,治理体系的稳定性很重要,但要在急剧变化的创新环境中提高生存力,就必须持续推进治理改革。需要整备上位战略机构的战略能力与职能,并在技术政策、产业政策、基础政策之间实现部门间实质性的政策整合。此外,还应改革重复且低效的管理组织,协调各类研究与创新主体之间的合作与角色分工。以此提升国家创新的战略能力与执行力。
第六次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不应成为单纯的研发计划。在技术霸权时代,它应成为整合国家产业、安全、创新战略的国家运行体系。技术霸权时代的国家生存,取决于能否围绕国家创新战略目标构建连接研发与产业、人才与市场的执行体系。迄今为止隐藏在华丽口号背后的战略缺失与体系革新迟滞,是今后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必须解决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