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每2名现职教师中就有1人感到,因情绪·行为危机学生造成的课堂干扰和侵害教师权利现象比以往增多。
首尔市教育厅教育研究信息院研究委员金瑜利11日在《韩国教员教育学会志》上发表的论文《情绪·行为危机学生支援盲区的形成结构与改善方案》中公开了这一实况。对首尔市中小学及高中2485名教师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回答最近1年内由情绪·行为危机学生造成的课堂干扰、侵害教师权利频率有所增加的比例为52.6%。
按学段来看,小学最高为58.6%,其次是初中54.0%、高中42.8%。情绪·行为危机学生指因情绪、行为问题而在学校生活中受到妨碍的学生。典型表现包括上课中途离开、干扰同伴、对教师实施暴力行为等。相关诊断案例也呈激增态势。截至2024年,全国被诊断为ADHD、抑郁症的学生约为27万余人,比8年前增加约3倍。
问题在于学校开展的情绪·行为特性检查未能如实反映现实。回答检查结果中的危机学生人数与教师在现场感受到的人数不一致的小学教师比例高达56.3%。
关于处于检查网之外的危机学生比例,35.0%的小学教师回答为1~5%,30.2%回答为5~10%,认为在10%以上的比例也达21.8%。教育研究信息院分析称:“与以数据为中心的筛查工具相比,教师的贴近观察能够更敏锐地捕捉危机信号。”
在筛查阶段之后也存在结构性壁垒。即使教师察觉到异常征兆,没有监护人同意也难以推进干预或对接治疗。将“监护人不配合”列为盲区产生的制度性原因的小学教师高达90.8%。
教育研究信息院强调:“担心孩子被贴标签的家长,与没有家长同意就无法进行任何干预的制度相互交织,形成了空白”,“即使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家长的权利,也亟需进行能够保障学生安全的法律层面重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