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印关系长期停滞的背景下,李在明总统近日对印度进行了时隔8年的国事访问。此访着力将两国关系从单纯以交易为中心,扩大并重新激活至清洁能源、海洋能力、人工智能、供应链等战略领域。特别是此次访问将双方的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A)作为核心议题,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谈判。该协定迟滞的原因,正如印度商工部长皮尤什·戈亚尔所指出的,在于现行CEPA已不适应当前形势的局限性。
2010年印度与韩国签署的CEPA,体现了推动两个互补型亚洲经济体共存的努力,被评价为具有创造相互比较优势潜力的前瞻性协定。一方是制造业强国,另一方则是拥有规模与人口活力的经济体。15年过去,该协定处于一种悖论状态:贸易增长了,投资扩大了,而CEPA仅部分实现。是否升级协定已不再是问题,关键在于在更加复杂的全球经济中如何协调相互冲突的利益。
CEPA生效以来,两国贸易额到2024~2025年增至260亿~270亿美元,接近翻倍。韩国的跨国企业如今在印度产业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对它们而言,印度已成为电子产品、汽车和数字服务领域的重要市场。然而持续性的失衡依然存在。印度对韩贸易逆差已超过100亿美元,并因半导体、机械、石化、汽车零部件等高附加值产品的进口而不断扩大。
另一方面,印度的出口在韩国受管制的市场上依然受限。这种不对称性影响着认知与政策,使新德里对进一步自由化持谨慎态度。印度希望的不只是简单升级CEPA,而是重新定义它,并指出了程序性与结构性问题。
印韩CEPA存在两大主要问题。第一是关税的不对称性与部门敏感性。通常,韩国在汽车、钢铁、电子产品等竞争力较强的领域寻求更大幅度的关税下调。但印度将这些部门视为本国工业化战略中极为重要的领域。推行“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和生产关联激励计划(PLI)等政策的印度政府,对可能威胁本国产业的进口扩大持谨慎态度。结果谈判陷入僵局:韩国视为市场准入的东西,印度却理解为脆弱性。
此外,非关税壁垒正成为比关税更大的障碍。印度出口商在满足韩国的标准、认证要求以及语言相关合规规定方面仍面临困难。尤其是农业和制药领域的出口,分别面临严格的监管壁垒。
另一方面,进入印度的韩国企业普遍将官僚拖延、繁重的文书作业、土地征用迟缓、政策不可预测性以及本地化压力列为主要问题。这些摩擦形成加深相互不信任的恶性循环,越来越难以解决,并更深地嵌入企业经营的各个层面。
第三,CEPA在设计层面再次显现局限。这份在2000年代后期谈成的协定,未能充分反映如今已成为贸易核心要素的数字商务、跨境数据流动、关键供应链、环保技术等。在贸易与技术及安全日益紧密交织的形势下,这些空白正在削弱CEPA的战略重要性。
第四,协定条件与各国国内政治经济状况紧密相连。在印度,由于担忧双边及区域贸易协定可能导致进口激增,此类协定一直是持续审慎审视的对象。韩国同样必须在扩大出口的目标、保护国内产业以及国际市场不确定性之间取得平衡。任何国家的贸易政策都难以摆脱政治压力。若贸易壁垒是问题,就需要通过谈判加以化解。要有效改善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A),与其执着于僵硬的承诺,更应通过契合各产业情况的灵活方案谋求渐进式进展。
印度可在对关税不敏感的领域推进渐进式关税下调,并更积极地运用服务业、制药、特定农产品等自身优势予以支撑。韩国也可在敏感的制造业领域管理进口扩大带来的影响,同时在成长型产业中获得开拓新市场的机会。以制度化互信为基础的监管当局间合作同样重要。可以设立共同协商机制以制定共同标准、加快争端解决程序、扩大相互认可,从而逐步削减非关税壁垒。常被忽视但先于贸易的透明度与可预测性,其重要性亦不亚于关税下调。不过,这些解决方案中最具意义的,或许是超越传统贸易框架的部分。
供应链合作提供了一条可在战略上不断推进的道路。在全球生产网络日益多元化的趋势下,印度与韩国有强烈动因在电子、半导体、电动汽车和关键矿产领域共同构建具有韧性的供应链,这对两国都有利。韩国企业可将印度用作制造与出口基地,印度则可扩大对尖端技术的获取和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数字与创新领域的伙伴关系也是另一重要合作领域。韩国在尖端技术方面的能力与印度在数字公共基础设施方面的经验之间存在天然的协同效应。若在CEPA基础上增加数字贸易、数据治理以及企业间合作的内容,就能使该协定发展为可应对未来变化的框架。
通过投资来调整贸易平衡也很必要。扩大韩国对印度的投资,尤其是增加对出口导向型产业的投资,将在缓解贸易逆差的同时有助于强化产业间联系。越南有数千家韩国企业进驻经营,而进入印度的企业数量仅数百家。如今正是韩国企业在印度进一步夯实布局、激活本地供应链的时候。李在明总统访印期间签署的关于设立“韩印产业合作委员会”的谅解备忘录(MOU),以及在印度建设“韩国专属产业园区”的计划发布,具备为投资、制造和供应链领域带来重要转折点的潜力。预计这最终也将对扩大贸易规模、缓解贸易逆差问题产生积极效果。
归根结底,CEPA的难题反映出贸易——更进一步说,多极化世界中的贸易——所具有的更为根本的现实。若重新设计CEPA以体现供应链外交与技术合作,它将能在强化双方共同努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既有助于形成更为均衡的贸易结构,也有助于缓解贸易逆差激增这一结构性脆弱。
与此同时,通过构建战略伙伴关系和投资区域产业来增强经济韧性十分重要。为此需要妥协、探索新的发展方向,以及持续支撑这一切的政治意愿。如果能克服这些障碍并达成互利的共识,CEPA就能取得符合最初期待的成果,开启新的转折点。
同时,也能把出人意料的伙伴关系发展为多极化经济环境中强劲的增长动力。鉴于CEPA谈判已投入相当多的努力,打造更完善的CEPA的过程,也与韩国水果“柿子”成熟的过程相似。柿子要有本味需要足够的时间,经过等待才能品到深沉的甜味。归根结底,无论是培育熟透的“柿子”,还是巩固长期的对外关系,为了最佳的果实,忍耐都是必不可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