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能源秩序如今已进入“危机日常化”的新阶段。在乌克兰战争进入长期化局面之际,伊朗战争期间曾被视为最坏情景的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也成为现实,能源市场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大。此外,世界地缘政治专家彼得·泽伊汉所说的“没有美国的世界秩序”正在显现。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中东石油已不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这一表态,被解读为以军事手段防卫中东的卡特主义的后退。如今形成的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随时可能受到威胁的不稳定世界秩序。
全球推进的碳中和能源转型本身也是新的危机因素。可再生能源比重越高,因难以预料的自然变化导致供需平衡骤然崩溃的危机可能性也在逐渐增加。事实上,2021年欧洲就曾因风电发电量骤减导致天然气价格暴涨、电价飙升逾三倍的危机。此外,碳中和政策正导致化石燃料投资萎缩。因为各国政府一旦正式下调化石燃料消费前景,民营企业便难以逆势投资。因此,若实际需求与预测相反地增加,供应不足必将结构化。
韩国对这类风险尤为脆弱。石油和天然气事实上全部依赖进口,同时高耗能产业比重高,可再生能源资源条件有限,电网又是与外部不相连的孤岛型结构。在这种条件下,能源安全不是选择,而是关乎生存的问题。
尽管如此,说韩国的能源政策过度偏向“碳中和”这一单一目标也不为过。作为能源政策最上位法令的《碳中和·绿色增长基本法》一旦设定减排目标,所有能源规划都从属于此,在此过程中能源安全与经济性在结构上被排到次要位置。例如,在以需求减少为前提的政策环境下,长期液化天然气(LNG)引进合同难以签订。然而正如近期危机所确认的,核电、化石燃料和稳定的天然气供应仍是应对危机的核心手段。
对可再生能源也需要更冷静的认识。能源安全是在需要的时点确保足够可供应能源时才会提高。然而风电和光伏因间歇性这一本质局限,供应时点与需求并不一致。这正是可再生能源扩大并不等于能源安全提升的原因。当然可以用储能装置加以补充,但在现有技术和成本水平下,难以保障大规模系统的稳定性。归根结底,能源安全不是通过排除特定能源来源,而是通过多种能源来源的平衡与引进来源多元化来确保。扩大核电、战略性保留煤电、LNG长期合同都是现实的选项。问题在于,这些战略可能与现行碳中和目标相冲突。
因此,碳中和目标也需要以与能源安全的并存性和可实现性为标准进行重新调整。碳中和是重要目标,但不能成为不可调整的绝对目标。需要以能源安全为中心、均衡考虑经济性与环境性的新政策秩序。主要国家也已朝同一方向行动。美国正在调整气候政策的优先顺序,欧洲亦在推进兼顾产业竞争力的政策重新设计。能源政策已不再是环境政策的下位范畴,而是国家安全以及产业和经济的核心基础。
无视我们当下生活在碳文明时代这一事实、只强调脱碳速度的做法,可能引发比气候变化更大的不稳定。碳中和能源转型实际上是文明转型过程。文明转型不是短短几十年就能一举完成的过程。它不是骤然断裂,而是经过平缓曲率的变化、在数个世纪中缓慢推进的过程。不确定性时代所需要的不是目标的简单化,而是优先顺序的重新确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