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色信封法”(修订后的工会法)实施进入第二个月,现场的混乱仍难以平息。要让承包商工会与发包方之间进行谈判这一新制度落地,需要在财源筹措、与既有工会的关系、人事与劳务管理乃至谈判程序等方面逐步调整,但现场却不断出现“难以判断在何种情况下发包方的雇主性会被认定”的抱怨。再加上劳工界“出面谈判就那么难吗”的施压,企业和公共机构都进入了观望状态。
据政府及劳工界8日消息,A地方自治团体今年因“育儿帮扶”项目陷入苦恼。为改善参与该项目劳动者的待遇,原本打算在既有国费之外追加自有财源以提高工资,但外部建议称,这种情况下可能引发发包方雇主性问题。担忧在于,一旦投入自有财源,依法即被认定具有发包方雇主性,从而可能被迫进行事先未预料到的谈判。一位地方自治团体人士表示:“劳工界主张,连依据相关法律发放的补助金也应视为可进行发包方谈判的雇佣关系”,“配合整合性照护政策、力图改善福利领域从业者待遇的各地方自治团体,苦恼都在加深。”
围绕地方自治团体雇主性的劳动委员会裁定已陆续出炉,但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忠北地方劳动委员会上月27日驳回了生活垃圾处理业务从业者工会针对沃川郡和报恩郡提出的未公告谈判要求纠正申请案。此前上月13日京畿地方劳动委员会驳回了华城市生活体育指导师案件,这是第二起未认定地方自治团体发包方雇主性的案例。不过这些均属劳动条件由政府预算或法令确定的情形。地方自治团体投入自有财源改善待遇的情况是否适用同一标准,仍不明确。
民营企业方面,围绕产业安全领域的不安较大。担忧在于,发包方依据产业安全保健法作为承揽人履行安全措施义务,可能被用作认定其在修订后工会法下具有发包方雇主性的依据。随着重大灾害处罚法实施,安全管理责任加重,但越是强化安全措施,越可能面临承包商工会的谈判要求。一位建筑企业人士坦言:“有说法称,为躲避工会法可能违反重大灾害法,而为遵守重大灾害法又可能落入工会法的陷阱。”
混乱持续,中央劳动委员会也已着手研究重新确立判断标准。其担忧在于,法律实施初期若各地方劳动委员会判断不一,现场的可预测性将进一步下降。
劳工界在制度实际实施后也显得混乱。上月,隶属韩国劳总的塔式起重机工会一举撤回了此前针对发包建筑公司提出的100余件劳动委员会申请案件。截至上月底,这些案件未再向劳动委员会重新提交。对此有分析认为,是判断通过法律程序难以获得发包方雇主性认定才选择撤回。韩国劳总委员长金东明上月初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由于认定谁是真正雇主的标准模糊,目前需要积累法院判例。”
此外,货运联盟与BGF物流的谈判达成协议带来了更大混乱。货运联盟未经修订后工会法规定的谈判窗口单一化程序,便与企业方持续进行个别谈判。但随着该谈判达成协议,有观察认为,劳工界内部可能扩散出这样一种认识:对于不具备谈判地位的工会而言,自律谈判比走劳动委员会程序实益更大。即可能判断为,与其承担在劳动委员会被否定发包方雇主性、致谈判力削弱的风险,不如通过程序之外的施压促成谈判更为有效。
现场还出现了利用制度漏洞的“投机取巧”争议。近期某公营企业中,原本关系融洽的两大劳总所属工会突然显现矛盾态势。一家劳总所属工会散发了诽谤对方工会的传单。对此有人指出,这或是为确保法律上单独的谈判地位、以谈判单位分离为考量而有意制造的矛盾。
高丽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朴志淳表示:“修订后的工会法虽已制定解释指针,但政府内部在判断上似乎也存在混乱”,“承包商工会要求与发包方谈判,如今只是第一回合。”他并预测:“今后可能出现以发包方经营状况或业绩为依据要求谈判的新形态,如Samsung Electronics工会要求绩效奖金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