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5-07 | 채민석 기자,양지혜 기자

[独家] 靠吃药坚持上班…换来的却是“无能者”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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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首尔的30多岁上班族崔某7日在与Seoul Economic Daily的通话中叹气说:“从去年开始抑郁感和焦虑症状加重,最近去了精神健康医学科。”崔某在工作注意力下降、焦虑症状频发后,下了很大决心开始服用抗抑郁药。

但服药后出现头痛、恶心和头晕,工作能力反而下降。服药前还能勉强维持工作,服药后在公司无法集中精神或频繁离开座位。崔某后来试图停药,却因后遗症陷入困境。崔某倾诉道:“为治疗抑郁开始吃药,结果在公司无法集中的日子反而更多了。”

随着患有抑郁症、焦虑症等所谓“心病”的上班族增多,企业生产率也亮起警示灯。因职场竞争与业绩压力、长时间劳动、欺凌等原因而诉说精神健康异常的青年层正在增加。然而,因职务原因罹患抑郁症或焦虑症等精神疾病而申请工伤的上班族中,获得工伤认定的案例仅为约一半。随着认定率连续5年下降,外界也越来越担忧错失治疗和休息机会的劳动者可能被迫面临工作效率下降或停职、离职。加之在治疗过程中出现药物副作用或停药症状、导致工作注意力下降的案例接连出现,有分析认为心病已超越个人健康问题,正在侵蚀企业的工作效率与人力运营,乃至国家生产率。

7日Seoul Economic Daily通过国民力量党议员禹在俊办公室从韩国雇佣劳动部获得的资料显示,去年因精神疾病申请工伤的劳动者共计754人。其中获得认定的为421人,认定率仅为55.8%。精神疾病工伤认定率从2021年的70.5%降至2022年的64.5%、2023年的65.7%、2024年的58.1%,持续走低。

认定率下降的背后是精神疾病与工作关联性难以证明的问题。要获得工伤认定,必须确认劳动者疾病与工作环境之间存在相当的因果关系。但抑郁症或焦虑症往往不仅受职务压力影响,还与个人因素、家庭问题、既有疾病等复合作用有关。因此,即便职场欺凌或过度工作负担影响了病情恶化,一旦同时考虑工作以外因素,不予认定的案例也不少。

尤其是精神疾病的特性决定了仅因单一原因发病或恶化的情况罕见。因此,即便症状恶化到影响工作,许多劳动者仍对申请工伤本身犹豫不决。实际上,精神疾病在疾病工伤申请件数中所占比重去年仅为1.45%左右。未能获得充分治疗和休息的劳动者即便上班,工作专注度和效率也难免下降。症状加重则会导致停职或离职,对企业而言人力空缺与生产率下降的负担也会加大。

恶化上班族精神健康的主要因素被认为是极其严峻的就业难以及职场中的晋升、考核竞争等。居住在京畿道龙仁的柳某(31岁)表示:“大学时期做过两次实习,也参加了多个学会活动,但就业并不容易”,“在准备近两年才进入的公司遭遇恶言和辱骂后离职,至今一年仍在服用抗抑郁药。”

为了维持职场生活而获处方服用抗抑郁药的案例也在增加。据健康保险审查评价院数据,去年抗抑郁药处方件数为2440.4万件,创下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高值。与2020年的1785万件相比,5年间增长36.7%。

尤其是作为主要经济活动群体的20、30岁一代增幅显著。去年30多岁人群的抗抑郁药处方件数为312.7万件,比2020年的179万件增加74.7%。20多岁人群同期也从189.9万件增至296.1万件,增长55.9%。去年抗抑郁药处方前20位主诊断中,“抑郁发作”以704.7万件居首,“其他焦虑症”以375.5万件位居其后。

问题在于心病并不仅止于个人的治疗问题。患抑郁症和焦虑症的上班族增多,不仅会带来缺勤,还可能加剧虽然上班但工作效率大幅下降的“出勤主义”问题。对企业而言,这意味着产生比可见的病假或离职范围更广的生产率损失。尤其青年层是企业未来的人力基础,其精神健康恶化也可能对中长期竞争力构成负担。

议员禹在俊表示:“将抑郁和焦虑仅视为个人问题的企业文化,以及推迟制度改善的政府,都难以免除责任”,“应合理整备工伤认定体系,使劳动者获得正当保护,企业也能在可预测的标准下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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