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政策室长金勇范的文章,感觉自己在金融一线长期以来的问题意识再次得到梳理。金融的另一种说法是“信用”,而信用归根结底是“信任”。它看似依靠数字、担保和模型运作,但金融的本质在于相信人与企业的未来可能性,并把资本与之连接起来。
不过这种信任并非无条件的乐观,金融是“为了相信而怀疑的产业”。怀疑与分析不应是为拒绝提供正当化的工具,而应是为了更负责地去相信的过程。当怀疑本身成为目的,金融就偏离了它本来的功能。
熊彼特所说的金融机构的作用也可在同一脉络下理解。金融并非仅仅保管资金或只把钱配置到安全之处的装置,而是把社会拥有的资本转移到更具生产性的地方、通过承接创新与挑战的风险来创造经济变革的制度。
然而,韩国金融长期以来更习惯于回避风险,而不是解读和承接风险。银行向最安全的客户提供最低的利率,证券业界和资本市场则安于已被验证的交易。结果,最需要金融的领域和最能创造机会的领域反而被挤出了市场之外。
金室长提出的问题正击中这一点。“为什么最困难的人要付出最高的成本”这一提问不是感性口号,而是追问当前金融结构精细程度的本质问题。现在正是需要反思金融机构是否发挥了与公共信任相称的作用的时刻。
信用评级与历史数据当然重要,但仅凭过去判断未来,就如同只看后视镜开车。只看后视镜无法前行。金融真正该做的,是以过去的记录为基础,同时读出其背后的变化、恢复与成长可能性。
在初创企业投资和中等信用者金融中同样适用这一原则。若因过去数字不足就连未来的可能性一并排除,金融的作用从一开始就难以成立。既然金融的本质是信用即信任,金融机构就应具备找出可以相信未来的依据的能力。
问题更多在于组织结构,而非个人态度。程序与规定保护个人,但某一刻也会成为遮蔽金融目的的壁垒。当遵守程序成为业绩指标、降低不良率成为唯一目标时,金融机构就会从承接风险的组织变成回避风险的组织。
正如杰夫·贝索斯在亚马逊股东信中指出的,程序应是达成结果的手段。当程序本身成为目的,组织只会说“我们遵守了规定”,而不对结果负责。在金融业内,当“不符合标准”这句话反复出现时,创造信任的功能便被削弱。
对一线从业者而言,承接风险绝非易事。即便个人想大胆判断,若内部评价体系围绕规避不良与短期损益管理而设计,那么回避风险就成为更合理的选择。归根结底,韩国金融的问题不在个人,而在制度与KPI结构。
因此我认为,金融改革的核心不是扩大产品或调整利率,而是评价体系的变革。应评价的不是回避了多少风险,而是多么精细地理解并结构化了风险。创造出新的信任依据的成果应当得到认可。风险始终存在,但以此为由无所作为的金融不能称为负责任的金融。重要的是把风险切得更细、理解得更准确,并以可承受的形式加以承接的能力。
投资同样遵循这一原理。失败不仅是单纯的损失,也来自错失机会。因未能正确理解风险而对可能性视而不见,这或许才是金融与投资真正的失败。
我认为金勇范室长的文章既是对金融的批评,同时也是期待。韩国金融要恢复信任,就不应停留在安全的城内,而应更精细地理解城外的人与企业。银行与资本市场必须重新接上断裂的信用连接。
如果韩国金融继续只筛选安全客户,那它就不是金融,而更接近单纯的筛选装置。金融的本质在于读出尚未被充分说明的可能性,并把其风险转化为社会可以承受的结构。金融是信任的制度,而信任始于更深入的理解与负责任地分担风险。如今韩国金融应走出回避风险的阶段,迈向理解并承接风险、把资本重新配置到生产性领域的金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