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正在草率修改许多重要法律。代表性的就是规定“董事对股东的忠实义务”的Commercial Act、《工会及劳动关系调整法》(黄色信封法)。这类粗疏的法律引发了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冲突,并固化了低效率、高成本的纠纷解决结构。当下社会出现的混乱也源于这些漏洞百出的法律。国会现在又要制定“集体诉讼法”。查看14项法案后发现,其中相当多毒丸条款。
集体诉讼的对象没有限制。消费者诉讼、大规模环境损害、董事违反忠实义务、工会对企业或企业主的损害赔偿等,所有种类的损害赔偿诉讼都可能适用。如果在与新冠疫情医疗应对相关的事件、梨泰院惨案、务安机场惨案中,政府、地方自治团体的事故预防及监督责任被认定,还存在以国家、地方自治团体及公营企业为被告的诉讼被一次性大量提起的风险。这与政治人物的民粹主义相结合,可能导致国库的巨额浪费。部分法案规定“对本法施行前发生的事由引起的损害赔偿请求也适用本法”,正面挑战法治主义核心的宪法上“禁止溯及立法原则”。集体诉讼法不是单纯的程序法。对法律尚不存在时发生的事件新立法并加以适用,等于摧毁法治主义。
已提出的多数法案采取“退出制(Opt-out)”方式。意思是受害者因嫌麻烦而不作为,就自动成为原告。这侵害个人的自我决定权和诉讼请求权。欧洲大体采取“事先同意(Opt-in)”方式。在酷澎个人信息泄露事件中,可能有3370万人成为原告。法院能否承受如此大规模的诉讼令人怀疑,而赔偿金总额即便按每人10万韩元计算也达3万3700亿韩元。一旦败诉,突然的大规模财政支出会使即便是大企业也数年陷入亏损,中坚及中小企业则面临生存之忧。
诉讼许可审查要件也须精细设定。法案中规定审查多数性、效率性、共同性要件。仅凭这种宽松规定,可能出现诉讼滥发。美国集体诉讼法除此之外还追加了支配性、优越性、可管理性等要件,即便如此,2025年美国联邦法院仍受理了1万3000余件集体诉讼,且诉讼呈逐年增加趋势。规定被告不服法院诉讼许可决定“即使立即抗告也不具有执行停止效力”,不必要地限制了被告的防御权。
“法院依职权调查证据”的规定打破民事诉讼的大原则“当事人主义”,强化法院依职权介入,招致诉讼过程中企业核心营业秘密或内部战略文件外泄的风险。这看似部分引入了美式发现程序(Discovery),但在美国是原告与被告互相请求所需资料、法院监督其范围是否适当的结构。即使企业想与原告方和解以尽早了结事态,若法院不予许可也无法实现。这限制了“当事人自治”,从企业角度看,等于剥夺了以战略灵活性终结纠纷的机会。必须认识到,如此不精细的法律不仅无法保护国民权益,反而只会助长冲突与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