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多年,韩国市民运动一直支撑着韩国民主主义的一根支柱。1987年体制之后爆发式成长的市民社会团体,是打破信息不对称的“监督者”,是汇聚分散市民声音的“扩音器”,也是制衡权力与资本的“公益守望者”。从金融实名制的引入、财阀改革、《反腐败法》与《信息公开法》的制定,到根除房地产投机、改善租赁制度——韩国社会每一次重大制度变革的背后,始终都有市民团体及其会员的献身参与。而使这些成果成为可能的基础,正是市民运动的运营原则本身。不依赖政府财政,只靠市民会费与捐助而坚守的独立性与公益性——这正是市民团体能在任何权力面前不屈不挠、发出自己声音的根本动力,其本身就是我们民主主义的资产。
然而,如今摆在韩国市民社会面前的,是比自豪感更沉重的问题:“市民团体今后靠什么生存?”这一问题超越了某一个团体的存亡,而是重新追问韩国市民运动整体的身份与角色的时代之问。
这个问题并非韩国独有。20世纪外交巨匠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其生前最后一部著作《创世纪:人工智能、希望与人类精神(Genesi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ope, and the Human Spirit)》(与埃里克·施密特、克雷格·芒迪合著,2024年)中,将人工智能的出现定义为可与印刷术和启蒙运动相比的“人类境况的根本重组”。他警告,在AI深度介入人类思考、判断与决策领域的时代,最大的风险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人类将自身的判断权让渡给机器”。他并强调,为防止这一点,国家、企业与市民社会必须共同建立“使AI与人类价值对齐(alignment)的制度性装置”。基辛格直到最后所关注的,归根结底是“谁来守护AI时代的公共性”这一问题,而这与今天韩国市民社会所面对的问题恰好重合。
市民运动起步的1980至90年代的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人人都可以通过社交网络发言,向国会、青瓦台请愿已成日常,自媒体有时甚至压倒大型媒体。市民团体曾垄断的“公益议题设定权力”已被分散,一些人甚至提出“没有市民的市民团体”这一切中痛处的批评。会员老龄化、青年参与低迷、捐助萎缩,并非某个团体独有的问题,而是韩国市民社会整体共同面对的现实。
即便如此,也不能说市民团体的作用已经终结。恰恰相反。因为发言渠道增多的同时,声音更加分散,数据更加碎片化,而真正通往政策形成过程的路径反而更加狭窄。请愿板上汇集的数十万人附议,往往未能转化为政策便烟消云散;社交网络上的愤怒也被下一个议题掩埋而消失。市民的声音爆发式增加,而转化为政策的比例反而下降,这是一种悖论式的局面。此外,我们正在经历人工智能(AI)这一又一次巨大的转型期。政策日益以数据为中心而趋于复杂,而市民的参与方式仍停留在请愿、留言板、一次性举报的水平。借用基辛格的表述,正是在人类判断开始被推给机器的这个关口,市民的声音却在远离政策过程。
如何填补这一落差?这是当今摆在韩国市民社会面前最紧迫的问题。而回答的一个端绪,近来正在市民社会内部被探索。代表性事例便是经济正义实践市民联合正在新构想的“基于AI的市民参与平台”建设尝试。其构想是:常态化收集与积累市民在居住、房地产、消费者保护、廉洁与公正等各领域提出的意见与举报,由人工智能自动识别反复出现的问题与结构性议题,再由会员、研究人员及各领域专家加以验证,发展为政策议题与立法建议,从而打造新的公共舆论基础设施。例如,即便数百名市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诉说“没能拿回jeonse保证金”,AI也可以将其归纳为一种共同的问题类型,按受害类型、地区、时期加以整理。这是一种让分散的呼声化为数据、数据转化为政策议题、再回流到市民生活中的结构。当然,要使这一构想真正成为基础设施,还需要团体内部的周密准备与市民社会广泛的共鸣与团结共同支撑。
市民团体的生存已不再能仅靠组织的名声或过去的成绩来保障。当市民体验到自己的问题真正带来政策变化时,参与与捐助也会重新活跃。AI市民参与平台的意义正在于此。并非技术本身能救活市民团体。通过重新设计使市民参与通向政策成果的路径,从而恢复市民团体的社会信任,这才是此次尝试的本质。
这里有一点必须说清楚。此次尝试的核心并不是“由AI决定一切”。AI只是系统整理市民声音的工具,最终的判断与政策设计由市民、会员以及专家共同决定。这不是技术取代市民运动,而是市民运动以技术为工具的模式。正如基辛格在《创世纪》中反复强调的,AI时代的关键不在于“机器能做什么”,而在于“人类能否守住自己决定的权利与责任”。我们应当警惕的不是“不使用AI”,而是“被AI牵着走”。
这样的探索,可以读作试图在三个层面重新定义市民团体的角色。第一,从“监督者”向“政策生产主体”的转变。不止于批判权力与资本,而是把市民的声音打磨成精细的政策替代方案,并连接到立法与制度改善的积极角色。第二,从“代言人”向“中介者”的转变。市民团体不再代替市民说话,而是设计渠道让市民能够直接发声,并居中促使这些声音抵达政策。第三,从“运动”向“基础设施”的转变。超越一次性的活动与声明,构建让市民参与持续积累并回流为政策的公共基础设施。
这种转变并非经济正义实践市民联合一家团体的课题。参与连带、环境运动联合、YMCA、兴士团等众多市民社会团体都在各自领域面对同样的苦恼。有的在试验数字化活动平台(参与连带的“打开国会”、Parti合作社的公共讨论工具便是例子),有的在探索与数据新闻结合的监督活动(打破新闻的调查报道、信息公开中心的数据公开具有代表性),还有的通过青年市民活动家培养项目试图克服代际断层(兴士团、YMCA、参与连带的青年学院即是如此)。只有当这些多样的尝试汇聚起来,韩国市民社会才能找到与AI时代相称的新坐标。
当然,前路艰难。如何矫正数据的偏向性?如何透明公开算法的决策过程?如何容纳因数字鸿沟而被排除的市民的声音?若无法回答这些问题,AI市民参与平台就有沦为又一种“技术万能主义”的风险。因此,从一开始就必须把数据伦理与隐私保护原则、算法可解释性的确保、与线下参与渠道的并行运营作为核心设计原则。最重要的是,要坚定不移地延续市民运动自创立以来坚守的原则——不依赖政府财政,而以市民自发参与和捐助为基础的独立性。因为这一原则崩塌的瞬间,“市民的平台”就会变质为“某些人的平台”。
AI转型期不只是技术更替的时期,而是民主主义运作方式本身被重构的时期。大型平台企业垄断数据、行政躲在算法背后、市民再次被推为客体的未来,绝非抽象的忧虑。正如基辛格在《创世纪》最后一章留下的警告,AI时代最大的危险不是“技术的失控”,而是“人类停止自行判断”。正是在这个时期,如果市民社会不率先提出“为公益服务的AI”模式,这一位置最终将被资本与权力占据。构建让市民的声音化为数据、数据化为政策、政策再回到市民生活的新公共舆论基础设施,不是一个团体的事业,而是我们整个社会必须共同承担的课题。
超越“监督”走向“生产”,超越“代言”走向“中介”,超越“运动”走向“基础设施”——这就是韩国市民运动必须回答的时代之问。市民团体生存之道,既不是安于过去的荣光,也不是被技术潮流牵着走。与市民一起、与会员一起、与新工具一起书写民主主义的下一章——韩国市民社会此刻正站在这条起跑线上。
AI市民参与平台
所谓“AI市民参与平台”,是指市民把日常生活中遭遇的不便、损害与建议自由地上传到网上,由人工智能自动汇集相似的声音,整理出“什么问题在哪里反复出现了多少次”,再由专家加以审议并连接为实际政策与法律的数字公共讨论场。
数据伦理与隐私保护原则
所谓“数据伦理与隐私保护原则”,是指承诺市民留在平台上的意见、举报与个人信息不会在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被收集、使用、公开,并在处理数据的所有环节坚守公正性、透明性与安全性。
数据的偏向性
所谓“数据的偏向性”,是指AI所处理的资料偏向一方,导致分析结果也只代表部分群体声音的问题。
算法可解释性
所谓“算法可解释性”,是指当人工智能作出某种结论或判断时,必须能以市民可以理解的语言解释“为何得出这样的结果”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