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去欧洲出差,会见了丹麦的部长。他说丹麦最近生育率下降也很苦恼。与部长会谈结束后,隔壁房间当地媒体正等着采访我。丹麦记者的第一个问题是‘韩国的生育率曾是全球最低水平,采取了什么政策实现反弹?’”
前低出生率高龄社会委员会副委员长朱炯焕在近期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面临低生育问题的世界许多国家都对我国的解法感兴趣并深有共鸣。”朱前副委员长是第26届行政考试出身,在朴槿惠政府任期内的2013年历任总统秘书室经济金融秘书官,后担任韩国企划财政部第一次官、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等,走的是正统经济官僚之路。在尹锡悦政府时期的2024年,他重返公职,出任已升格为副总理级常勤职位的低出生率高龄社会委员会(低高委)副委员长,在政策制定中担任核心角色。
去年年底从低高委副委员长职位上退下的他,撰写了收录任期内低生育对策推进过程、成果以及对我国社会建言的著作《人口政策大转型700天的记录》,并于今年3月出版。朱前副委员长解释说:“最近生育率呈现反弹势头,社会对低生育、高龄化等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的关注似乎有所减弱”,“我国社会的人口问题仍在持续,因此我想提醒的是,如果不以比现在强得多的政策加速推进,生育率反弹的动力可能会消失。”
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一名女性一生预计生育的平均子女数)在2023年降至世界最低水平的0.72人,随后在2024年回升至0.75人、2025年回升至0.8人。据国家数据处数据,今年2月总和生育率为0.93人,与1月(0.99人)水平相近。有预测认为,若这一趋势延续,今年将维持0.9人区间的反弹势头。
朱前副委员长表示:“如果这一趋势延续,2030年总和生育率将升至1.1人”,“造就生育率反弹动力的契机是政策努力。”他在接手低高委后调查了年轻人不生孩子的原因。结果确认工作与家庭难以兼顾是主要障碍,于是着手改善。在低高委任职期间,他推动落实了育儿休假津贴上调(最高110万韩元→250万韩元)、配偶产假扩大(最多10天→30天)、短期育儿休假制度引入、为育儿休假者设立替代人力补贴制度等多项支持工作与家庭兼顾的政策。
朱前副委员长正把当时经验中获得的教训介绍到海外。他说:“任何国家推进政策的预算都是有限的,制度变更也并不容易”,“我建议要在收入、年龄等方面选定政策的主要对象,并集中预算等可用资源。”他同时强调,需要并行推进改善社会认知与文化的努力。
朱前副委员长将首都圈集中现象、课外教育费问题列为我国特有的低生育原因。他指出:“许多人青睐的学校、职场都集中在首都圈”,“人口向首都圈集中使房价上涨,进而导致年轻群体住房费用负担加重。”他接着说:“现政府正在大力推进缓解首都圈集中的对策,但有必要更加有力。”他还叮嘱,课外教育费同样导致养育成本上升,应通过公共教育正常化加以削减。
朱前副委员长还强调了高龄化的严重性。他诊断说:“我国在韩国战争结束后约20年间持续了生育率较此前骤增的‘婴儿潮’时期”,“随着这一时期出生的婴儿潮一代不断纳入65岁以上高龄人口,目前高龄化速度是世界最快的。”他同时指出:“照此下去,到2037年前后我国高龄人口比重将达37%,成为全球最高的国家”,“亟需制定对策。”他认为,由于低生育和高龄化使可从事经济活动的生产可能人口(15~64岁)减少不可避免,还需要前瞻性的移民政策以确保劳动力。
朱前副委员长强调,为应对低生育、高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和人工智能(AI)的发展,必须全面改革增长模式,以促进我国经济创新并提高生产率。他解释说:“特别是有必要让不断增加的高龄者能获得与自身能力相匹配的岗位”,“对于财源不足、可持续性令人担忧的韩国国民年金、健康保险等,应拿出如何改革的解法。”他还表示:“需要能应对因AI发展而可能增加的失业的失业保险,以及支持转职的工资保险”,“也应推进终身教育和创业支持等社会安全网强化努力。”
作为正统经济官僚出身,朱前副委员长也关注因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美国与伊朗战争等而急剧变化的国际贸易环境。他建议:“最近因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不仅原油、天然气,石脑油、氨、硫等工业原材料的供需重要性也日益突出”,“有必要在与最重要的国家美国、中国保持稳定关系的同时,通过与东南亚、非洲、中南美等更多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来扩大经济合作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