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某国会议员要求重点国立大学教授提交“当年未撰写论文的事由书”,这一消息不仅令人凄然,甚至令人恐惧。将大学教授当作传送带前的工人对待,这种做法是对学问本质的无知和浅薄成果主义的极致。对拓展人类视野的研究者每年催逼机械性的业绩,最终无异于强迫他们批量生产“假知识”和“垃圾论文”。
学术研究是一段比马拉松更需长气的创造性旅程。破解350年难题“费马大定理”的安德鲁·怀尔斯,曾在7年间未写一篇论文,在沉默中埋头研究。诺贝尔奖得主彼得·希格斯同样在1964年的革新性论文之后数十年未出成果,并警告说在今天的业绩压力文化中,他自己的发现将不可能实现。假如他们是韩国国立大学的教授,也许早就因难以承受政界的事由书追问而掐断了伟大发现的萌芽。
海外发达国家早已摆脱“数论文篇数”的陷阱。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在2024年通过声明警告,政界对高等教育的干预已达到“令人警惕的水平(alarming level)”,并批评审查特定研究主题或施压业绩的行为,从根本上摧毁了大学作为“自由探究之场”服务公共利益的可能性。
美国哈佛或斯坦福同样在终身教职(Tenure)审查中彻底排除“写了几篇论文”的算术公式。哈佛大学(FAS)没有最低论文篇数标准,只审查改变该领域版图的“高影响力贡献(High-impact contributions)”,并通过将候选人与世界级学者直接对照的“比较对象名单(Comparand Exercise)”检验质的卓越性。斯坦福大学则把研究者是否具备不仅重复既有知识、而是开辟新视野的“探究独立性(Investigative Independence,研究者个人设定独创研究议题并能主导推进的能力)”作为最重要的尺度。
相反,我国政界强加的量化压力正在使学界生病。将一项研究拆成数篇的“香肠切片”盛行,研究者放弃失败可能性高的挑战性主题,只盯结果显而易见的平庸课题。这最终是蚕食韩国学界国际信誉的自伤行为。
我国宪法第31条第4款明确保护大学的自主性,韩国大法院也明确了学术成果的判断属于专家共同体。政界应立即停止充当监视个别教授论文篇数的检查官角色。因为大学不应是政治控制的对象,而应是探求真理的最后堡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