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灾害处罚法》实施已过去四年多,但包括公众使用设施内事故在内的所谓市民灾害责任人被移送检方的比例仅为五人中约一人。实际进入司法处理的情形罕见,而承担灾难预防职责的地方政府人员中相当一部分在专业性积累之前就离开一线,有人指出地区安全管理体系的薄弱正在加剧。
30日,Seoul Economic Daily与经济正义实践市民联合通过共同民主党议员蔡贤一办公室从警察厅获得资料并共同分析,结果显示,2022年《重大灾害处罚法》实施以来,市民灾害致死案件的移送率仅为18.75%。截至去年,8起市民灾害致死案件中被抓获的16人当中,移送检方的仅3人。特别是2024年,尽管抓获12人,移送人数却仅1人。去年也仅有4人中的2人被移送检方。
与其他犯罪类型的移送率相比,这一数字明显偏低。检警侦查权调整后,一般刑事案件的移送率平均在50%左右。由于在侦查阶段对移送检方就较为消极,实际被起诉的经营责任人也极少。事实上,地方政府首长因重大市民灾害致死嫌疑被起诉的案例,只有与“梧仓地下车道惨案”相关的清州市长李范锡一例。经实联城市改革中心运营委员长金正坤分析称:“必须证明经营责任人具体违反安全管理义务与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这种难度导致侦查机关应对消极。”
这与制定《重大灾害处罚法》以强化市民安全责任性的初衷大相径庭。重大市民灾害指因公众使用设施或公共交通工具的设计、管理缺陷而造成人身伤亡的事故。2021年制定的《重大灾害处罚法》首次纳入了这一概念,目的在于让包括地方政府首长在内的经营责任人承担构建安全管理体系的义务,并专注于事故预防。但法律实施后,仍不断出现与设施相关的灾害,如△城南市亭子桥垮塌(2023年)△梧仓地下车道被淹(2023年)△乌山市挡土墙倾倒(2024年)。
在对经营责任人的司法处理趋于消极之际,反而是灾难一线实务人员的流失在加速。据共同民主党议员蔡贤一办公室从行政安全部获得的资料,2024年全国地方政府防灾安全职系的辞职人数为67人,为近四年中最多。考虑到当年全国防灾安全职系在编人员为914人,这一数字相当可观。防灾安全职系是自2014年开始选拔并配置到一线的灾难安全专业职系。但与设施职系(3万2809人)相比规模远远偏小,且近来流失人员还在增加。
按地区看,忠北的人力流失最为严重。该地区去年有7名防灾安全职系人员辞职,相当于在编人员(31人)的22.6%。2021年至2024年,忠北辞职的防灾安全职系人员共计19人,实际上近四年间组织人力的一半以上已离开。行政一线认为,事故发生时连实务人员也可能成为侦查对象的担忧,是加速人才流失的背景之一。忠北道尤其是2023年造成14人死亡的梧仓地下车道惨案发生地。
地方政府的安全能力也呈现极端两极化。过去四年,首尔增加了75名防灾安全职系人员,而全南和世宗一名人员都未能增加。蔚山(-2人)和全北(-1人)的编制反而减少。以2024年为准,大田每名防灾安全职系人员负责的人口为14万3916人,超过全国平均(5万6036人)的2.5倍。江原则是一名职员要独自负责相当于首尔面积一半的306.01平方公里,也就是说正常的预防行政已无从实现。
经实联强调,地方政府首长不应只专注于规避处罚,而应尽到优先确保预防人力与设施维修预算的职责。具体而言,呼吁推行△改善防灾安全职系的晋升体系与待遇△按地区灾难风险度(人口、面积、老化程度)扩充专职人力△破除以设施、行政职系为中心的轮岗结构△为确保专业性建立长期任职与教育培训体系等措施。
经实联方面指出:“在反复发生的灾难面前,人力不足与专业性缺失一再重演,是明显的行政失败”,“市民安全不是成本,而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必须负责的最优先公共服务,不应再把防灾安全工作放任为被回避的部门,而应着手制定根本性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