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家快速成长的韩国时尚品牌代表因涉嫌违反UNFAIR COMPETITION PREVENTION AND TRADE SECRET PROTECTION ACT(以下简称“不正当竞争法”)而被拘留。眼镜品牌代表因涉嫌模仿商品形态而被人身拘留尚属首次,这给法律界和产业界带来了不小的思考。本案的核心争点在于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第1号(子)目,即所谓“商品形态模仿行为”禁止条款的刑事处罚是否妥当。
该条款禁止销售或展示照搬他人制作商品形态的产品。该规定本是为补充性地保护难以满足设计保护法上登记(保护)要件的商品形态的先行投资,而作为民事救济对象引入的。然而在2017年修订时,在社会共识和论证并不充分的情况下追加了以人身拘留为前提的刑事处罚规定,由此引发担忧:原属民事解决领域的条款,可能变成针对竞争企业的锋利刀刃。
当然,支持处罚的立场也有其道理。因为长期投入巨额资本和人力所形成的成果被后来者无偿模仿,显然是“搭便车”。尤其是受害企业须自行举证违法行为的民事诉讼,到判决需耗费数年,难以获得实质救济,最终只有公权力介入的刑事处罚才能发挥强力遏制作用,维持公平的市场秩序——这是其逻辑。
但问题在于该规定内含的不确定性。“何为模仿”的标准过于模糊。作为禁止模仿判断标准的“同类商品通常具有的形态”,其边界极不明确,何为常见形态、独创特征到何种程度,只能因法官的解释而异。特别是在眼镜这类存在功能上普遍镜框的产业中,还可能出现“怎么解释都说得通”式的法律适用,企业家将面临随时暴露于刑事风险的恐惧。
正因这种担忧,2004年引入该条款时并未设置刑事处罚规定。因为当时担心,若对未被大众广泛认知的商品形态的模仿也施以刑罚,反而会抑制商品开发并使市场陷入混乱。在此情形下,若与立法当时不同转而施加刑事制裁,就需要对最初立法宗旨进行充分再审视并广泛征求意见,而2017年的修订并未做到这一点便引入了处罚规定。
法律不确定性会产生阻碍创新动力的副作用。参考先行模式并加以发展,是市场经济普遍的成长方式。这一过程中出现的无节制模仿或抄袭应当受到规制,但基于不明确规定的刑事制裁需慎之又慎。“即使放过十个罪人,也不能处罚一个无辜者”这一刑法大原则在此同样有效。不能以规制模仿之名,损害自由竞争与创新以及产业生态的活力。
归根结底,当法律从实现正义的手段蜕变为清除竞争者的战略工具时,仅这种担忧本身就可能使市场多样性消失,其损害将原原本本转嫁给消费者。应以此次拘留事件为契机,思考制度整备的方向,即不是“刑罚优先主义”,而是强化民事救济的实效性。须注意,没有明确标准的处罚可能在确立市场正义之前先摧毁市场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