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出生率出现反弹,社会整体的紧迫感似乎有所减弱。如果不更快推进工作与家庭兼顾方案,可能会失去出生率反弹的动力。”
前低出生率老龄社会委员会副委员长朱炯焕27日在首尔钟路区Seoul Economic Daily大楼接受采访时强调,应继续推动低出生率对策。朱前副委员长为行政高等考试第26届出身,在朴槿惠政府任期的2013年历任总统秘书室经济金融秘书官,其后担任韩国企划财政部第一次官、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等职。在尹锡悦政府时期的2024年,他出任升格为副总理级常勤职的低出生率老龄社会委员会副委员长,在政策制定中扮演核心角色。
谈到当时情况,朱前副委员长回忆说:“当我表示愿意接手该委员会时,很多前辈劝阻我,说这是没有答案的课题,为什么要去接”,“这既说明事情之难,我也认为这是今后担任的最后一个公职。”这位在经济官员时期被称为“推土机”的人物担任副委员长后,出现了戏剧性变化。他解释说:“调查青年不生孩子的原因后发现,主要障碍是就业、工作与家庭兼顾以及住房负担。”于是他着手改善这些问题。首先,他确认在政府整体应对低出生率的预算中,真正用于支撑工作与家庭兼顾的预算比重严重不足。朱前副委员长说:“委托韩国开发研究院(KDI)调查的结果显示,2023年整体低出生率应对预算47万亿韩元中,直接使用的预算为23.5万亿韩元,而最重要的工作与家庭兼顾支持仅为2万亿韩元,占整体预算的4%。”通过扩大此类实际执行预算,为出生率反弹奠定了开端。他还推动落实了育儿休假津贴上调(最高110万韩元→250万韩元)、配偶产假扩大(最长10天→30天)、引入短期育儿休假制度、为育儿休假者引入替代人力补贴制度等核心方案。在这些政策效果下,总和生育率从2023年的0.72人回升至2024年的0.75人、2025年的0.8人。据国家数据处数据,今年2月总和生育率为0.93人,与1月(0.99人)水平相近。由此预计今年将延续回升至0.9人区间的势头。朱前副委员长表示:“若目前趋势持续,到2030年将上升至1.1人。”
由于这些成果,瑞典、丹麦等欧洲国家甚至前来学习韩国的低出生率对策。朱前副委员长说:“去年赴欧洲出差时接受了丹麦媒体采访”,“当时丹麦记者的第一个问题是‘韩国曾是全球出生率最低的国家,采取了什么政策实现反弹’。”他接着说:“去年瑞典政府为阻止出生率下降新设了政府层面的委员会”,“该委员会最先访问的国家就是韩国,对韩国出生率结构性反弹的背景表现出极大兴趣。”
为方便各国政府和民间机构参考韩国的核心政策,他还撰写了著作《人口政策大转型700天的记录》。这本上月出版的书条理清晰地收录了韩国低出生率解决方案等内容。他解释说:“我把在制定和推进政策过程中经历的困难与成果,以及通过这些经验对我国人口政策应有方向的思考整理写进了书中。”
朱前副委员长强调,不能沉醉于出生率反弹的成果,需要更有力的工作与家庭兼顾对策。他表示:“应进一步提高育儿休假津贴,让男性也能无负担地使用”,“不仅是配偶产假,还应进一步扩大孕期、育儿期劳动者的工时缩短、居家办公等弹性工作制。”
他还强调,除低出生率、老龄化外,也要应对人工智能(AI)发展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朱前副委员长说:“因AI应用使生产率飞跃提升的领域与未能提升的领域之间可能出现差距,进而产生矛盾”,“需要能强化失业保险、创业支持等社会安全网的对策。”他接着建议:“面对老龄化时代,应让老年人口获得合适的岗位,并思考面临财政可持续性问题的韩国国民年金、健康保险等的改编方案。”他还补充说:“也需要思考新形态的基本收入等问题。”
去年底退出公职的他计划从今年下半年起从事培养后学和各类咨询活动。他表示:“我将与学生一起就人口问题、AI等技术发展与产业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也想发挥帮助初创企业等企业、使产业政策在现场得以落实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