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中国深圳见到的一位中国企业家对伊朗战争给出的回答令人惊讶。他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伊朗的攻击,其重要性还不如对格陵兰的威胁。”他接着补充说:“当美国对其最久的盟国采取这样的行动时,我就直觉到欧洲不会追随美国的对华路线。”在美国国内,人们倾向于把特朗普总统周期性地向欧洲倾泻的侮辱视为日常的烦扰。但在欧洲,这类侮辱似乎已层层累积并终于到达临界点。美国外交安全智库“防务优先”研究员丹尼尔·迪佩特里斯最近在英国保守倾向杂志《旁观者》上指出:“伊朗战争迫使欧洲有了自己的主见”,“欧洲领导人已不再有兴趣屈膝逢迎、讨好特朗普总统。”
欧洲现在不只是说,而是在行动。欧盟的“欧洲重新武装计划(ReArm Europe Plan/Readiness 2030)”包含未来数年向国防投入约8000亿欧元的内容。过去的模式是美国负责欧洲的安全,欧洲则大方地为美国产武器掏钱;如今欧洲人希望用本国的钱构建欧洲企业和供应链,并最终获得对美国的战略自主。
这样的逻辑不只体现在国防领域。“欧洲支付倡议(EPI)”正在构建可替代维萨和万事达的全欧洲替代方案。欧洲机构正在寻找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贝宝及其他美国主导金融平台的替代选项。法国把存放在纽约的金条运回巴黎,德国和意大利的政界人士也在讨论本国是否应采取同样措施。欧洲各国政府担心美国企业有一天会被命令停止提供关键服务,正在寻找美国软件的替代方案。
这一切或许可以被视为某种姿态,但应当知道,欧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拥有世界上使用第二广泛的关键货币。可以说它们的举动具有重大意义。也许最意味深长的变化正出现在欧洲右翼。反美主义过去属于巴黎的知识分子、学生激进派和反战政党。右翼本能上是亲美、支持欧美同盟的。欧洲的民粹右翼一度把特朗普总统视为自己的守护圣人。然而格陵兰事件、伊朗问题以及特朗普对欧洲的整体轻蔑,使特朗普总统在欧洲整个政界成了避而远之的对象。《华盛顿邮报》报道称,英国独立党(UKIP)领导人奈杰尔·法拉奇、法国极右政党国民联盟(RN)的马琳·勒庞、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等民粹主义者,以及德国极右倾向的德国选择党(AfD)中的许多人正在与美国保持距离。甚至在匈牙利,也有人提出美国副总统J·D·万斯支持总理欧尔班·维克托的演讲,反而可能影响了欧尔班的选举失利。
在亚洲,美国的盟国受到了巨大冲击。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和天然气有80%以上运往亚洲。如今亚洲大陆许多国家正在半个世纪以来、甚至可能是历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中摇摇欲坠。结果,韩国、日本等盟国为确保足够燃料,不得不向俄罗斯或伊朗低头谈判。更糟的是,他们还得忍受特朗普总统因其未积极投入伊朗战争而发出的恶言与指责。这些国家中相当多正在与中国就能源安全和环保技术展开对话。
围绕特朗普外交政策反复被提出的问题之一是“其影响会有多么持久”。美国究竟能否恢复盟国失去的信任?各国已开始长期的政策转向,这很快会形成独立的潮流。这些国家曾把安全托付给美国,却认识到美国利用这种依赖性强力施压自己。因此这些国家决定为保护自己而购买一份替代美国的“保险”。又有谁能责怪它们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