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4-27

[百想论坛]监管合理化委员会若要取得实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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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28年,监管改革体系全面重整。近期政府启动了由总统担任委员长的“监管合理化委员会”,并表示将超越此前事后性、个别性的监管整顿,转向前瞻性、战略性的监管体系。在人工智能(AI)、自动驾驶、生物等新兴产业领域,监管已不再是事后控制装置,而成为左右产业竞争力的核心基础设施。因此,提前设计监管、灵活调整并以绩效为中心加以管理的思路,符合时代要求。

此次监管改革政策最大的变化是地位与规模的提升。委员会名称由监管改革委员会改为监管合理化委员会,委员长由国务总理升格为总统。此外新设了与国务总理并列的3名民间副委员长职位,民间委员规模也由最多25人大幅扩大至50人。也就是说,由3名总理级副委员长和28名部长级委员来推进监管合理化。可以说这是历届政府所有委员会中级别最高的合议制行政组织。

总统亲自担任委员长,被解读为意在提高监管改革政策的政治优先度、强化部门间协调力。这是将监管审查与整顿的最终方向同最高权力者的意志以及新产业投资、增长等核心国政课题紧密联动的结构。随着放宽监管的政治推动力大幅增强,实质性的监管合理化成果值得期待。同时,新设民间副委员长、大幅扩大民间委员等以民间为中心的监管合理化战略,从政策需求方直接参与决策这一点来看也是积极的。这为总统的协调力与民间的创造力相协调、取得有意义成果奠定了基础。

然而,委员会权限无论多么强大,若执行力得不到保障,就可能重演会议不断而无实质变化的结构。如今所需要的并非单纯以审议为中心的委员会,而是能够超越部门本位主义、切实执行和管理各部门监管合理化成果的“执行为中心”的体系。此外,在委员会运作中,若作为干事机构的国务调整室未能发挥专业性与协调力,则有可能陷入各部门的逻辑之中,或出现委员间难以达成共识的低效问题。民间委员体制越是强化,支撑他们的干事公务员的作用就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政府强调转向原则上允许、仅在必要时加以限制的负面清单式监管,但实际政策手段仍停留于特例为中心,这被指为局限。菜单式监管特例、需求响应型监管暂缓、监管沙盒扩大等,都只是允许例外的权宜之计,并非从根本上改变基本法律体系的做法。眼下或许可以通过监管暂缓促进增长与投资,但若仅依赖暂缓措施,从企业角度看,监管的可预测性反而可能下降。此外,草率的监管暂缓可能引发特惠争议,或在暂缓期结束后在消费者保护方面留下漏洞。因此,亟需努力将监管的设计与运作方式本身转变为彻底的负面清单体制。

政府表示,将对长期延续的利益冲突事项经过公共讨论与审议程序,形成社会妥协方案。但关键在于如何保障代表性、包容性、信息均衡、独立性等审议设计的基本原则。尤其目前28名民间委员中,教授、法律界人士、前官员占多数,而代表消费者、市民社会、劳动界的人士则严重不足。考虑到监管合理化的本质就是利益关系的协调,缺乏代表性的委员构成,可能成为使今后社会妥协更为艰难的因素。

最后,放宽监管与国民安全之间的平衡问题也不容忽视。负面清单监管原则或许在降低新兴产业进入门槛方面有效,但若不加批判地适用于生命、安全、环境领域,可能招致不可挽回的副作用。尤其对AI、生物、自动驾驶等影响力巨大的高风险技术,必须伴以与其风险程度相称的精细监管设计。

事实上,历届政府的监管相关委员会中,很难找到取得明显成功的案例。大多以华丽的政治口号起步,最终虎头蛇尾者屡见不鲜。因为担忧放宽监管对企业是甜蜜的礼物,而对消费者、市民社会、劳动者等却可能造成损害,结果屡屡在最终执行阶段迈不过门槛。期待总统亲自挽起袖子推动的超大型监管合理化委员会不重蹈上述覆辙,取得实质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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