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产业不是企业间的竞争,而是国家间的竞争。如果中国、印度、美国等主要国家提供的生产激励只有韩国不给,国内电动汽车市场的主导权可能会落到中国手中。”
韩国汽车移动出行产业协会会长郑大振20日在首尔瑞草区汽车会馆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独家采访时表示:“一旦内需市场开始被中国车占据,根基就会动摇。”这是郑会长上月就任后首次接受媒体采访。他是行政考试第37届出身,历任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通商副部长助理等产业政策与投资引进领域公职。
郑会长强调,为守住汽车内需市场,应将汽车产业纳入国内生产促进税制。国内生产促进税制是按在国内生产、销售的产品数量比例提供税额抵扣等激励的制度,目标是引导企业在国内维持并扩大生产基地,从而激活产业生态与地区经济。
郑会长之所以强调税制支持,是因为获得数百万亿韩元政府补贴的中国电动汽车正在迅速侵蚀韩国市场。他引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的调查结果称:“中国在15年间向电动汽车企业发放了340万亿韩元补贴,欧盟(EU)也以此作为征收反补贴税的依据,指出中国电动汽车价格中最高35%来自补贴”,并担忧道:“中国凭借补贴政策已确保了足够的内需市场,实现了规模经济,如今正把剩余产量输往海外。”
实际上,中国产电动汽车在韩国国内所占比重从2022年的4.7%升至去年的33.9%,3年间增长近7倍。同期韩国产电动汽车比重则从75%降至57.2%,形成对照。郑会长表示:“这样放任下去,不知何时占有率就会反转”,“与其等危机成为现实后再推出支持措施,不如为应对不久将来的产业损害,先行通过国内生产促进税制提供支持”。
郑会长解释称,国内生产促进税制并非向整车企业等部分大企业提供特惠的政策。他说:“汽车产业是我国经济的缩影”,“整车企业背后有3万家零部件企业,从业人员总数超过150万人,汽车生产激励将起到支撑这一生态的作用”。
对于政府的电动汽车普及路线图,郑会长认为需要更精细的政策落实。政府依据“碳中和绿色增长国家战略”,以到2030年普及420万辆电动汽车为目标,除国库补贴外还发放各地方自治团体的购车补贴。
他表示:“必须能够同时满足扩大电动汽车普及这一政策目标和强化国内电动汽车产业生态两个目标”,“要格外注意,不能让电动汽车购车补贴最终导致进口车在国内泛滥”。目前电动汽车购车补贴不分生产国一律发放,而对中国等海外电动汽车的支持应更为细致。
郑会长为促进电动汽车普及提出了电动汽车与电池所有权分离制度、扩大高速公路通行费优惠等方案。特别是关于电池所有权问题,他补充道:“电池在电动汽车中占比达40%,若将汽车与电池的所有权分离,电动汽车的可及性会提高”,“还能创造电池租赁这一新市场”。
郑会长提到美国与伊朗战争等导致地缘政治危机升温、全球供应链出现裂痕,建议“即便成本上升,也必须伴随供应链多元化的努力”。他说:“二战后在和平年代自由出口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国家、任何企业都可能以相互依赖为武器进行施压,韩国也必须拥有武器”。他指出:“需要摆脱只按需及时引进的‘及时制(Just-in-Time)’,转向即便成本增加也确保多个供应来源的‘以备万一(Just-in-Case)’。”
对于让分包企业工会可与总承包企业直接谈判的“黄色信封法”,郑会长认为雇主认定标准必须明确。他强调:“虽然认同立法初衷,但解释指南、谈判手册较为抽象,雇主范围和谈判议题扩大等方面有许多不明确之处”,“尤其应完善相关内容,如删除不当劳动行为中拒绝谈判等的刑事处罚条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