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4-21 | 서경IN

观月堂归还不是终点而是起点[林炳植的日本、日本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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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我与国家遗产厅相关人士一同走访了镰仓高德院。高德院是供奉日本三大佛之一阿弥陀如来的寺院。这里曾有一座被推定为朝鲜王室祠堂的观月堂。高德院因去年5月住持佐藤孝雄归还观月堂而受到关注。韩国媒体称之为“百年归还”而表示欢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流入日本的观月堂,历经曲折落脚于高德院,与大佛一起作为象征镰仓的遗产存在了100多年。

从住处所在的东京港区到镰仓约60公里。单向一车道的公路因周末拥堵而行进缓慢,但想到是前往一处意义深远的现场,心情仍然轻松。在游客熙攘的高德院,观月堂已然消失,只留下空地。正面三间悬山顶的建筑再也看不到了,但那片空地反而留下了更多思考。佐藤住持以“送回韩国才是最好的选择”作出归还决断,除拆解与运输费用外,还捐赠了1亿日元(10亿韩元)的研究基金。国家遗产厅与韩国传统文化大学在此签署了捐赠协议。

身为庆应大学教授的他解释说,此次决定是“为了两国和解与建立信任”。佐藤住持提到自己研究北海道阿伊努人、美洲原住民和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经历,强调文化遗产的修复可以成为恢复信任的起点。“希望在不幸的过去之上,未来世代能通过学术交流积累新的信任”,他的这番话留下了超越单纯捐赠的回响。国家遗产厅厅长许民也评价称,这是“通过文化遗产展示合作可能性的象征性案例”。

此次案例具有超越文物归还的意义。它并非源于国家间的矛盾,而是由个人自发决断达成的“民间外交型归还”,展示了新的可能性,是将围绕文化遗产的矛盾转化为信任与共鸣的案例。国家遗产厅有必要以此为契机,扩大与日本寺院、大学和博物馆的网络,发展为引导自发归还的战略。这是既能减少外交摩擦、又能取得实质成果的现实路径。

观月堂还提出了另一个转折点。此前的追回政策以佛像、书画等“文物”为中心,而此次是建筑本身回归的罕见案例。今后应迈向涵盖建筑、庭园乃至空间的立体式追回政策。需要转变视角,把文化遗产看作“空间”而非“点”。进一步说,观月堂的流浪史与1910年景福宫建筑被拍卖这一殖民掠夺历史相连。必须对流失海外的宫殿建筑进行全面普查和系统研究,归还的历史意义才能完整实现。

然而现实并不那么简单。把文化财视为理财手段而非公共财产的目光依然存在。《训民正音》解例尚州本便是典型例证。在天文数字般的索价之下,至今连下落都无法确认。今年2月,在美国有人自发捐赠了朝鲜后期文集书板。这鲜明地暴露出对文化遗产认知上的落差。部分古美术市场的地下交易同样令人不适。当公益与私利冲突时应确立何种标准,需要社会共识,即文化遗产不是个人所有物,而是要传给后代的公共财产。

流失海外的韩国文化遗产分布在29个国家,共达25万件。主要广泛分布于日本(43.1%)、美国(26.9%)和德国(6.2%)。完全依靠金钱赎回的方式存在明显局限。国家遗产厅采取的战略是:对非法流出的遗产坚决追回,对合法流出的遗产则兼顾当地活用与合作。如今还需要结合民间合作与国际网络的精细化路径。

从高德院出发返回东京的夜路上,佐藤住持的决断不断浮现在脑海。他的学者良心与宗教人士的信念令人感动,但仅凭这些无法解决问题。像表参道之丘附近的根津美术馆那样始终沉默不答的案例也不少。那里同样收藏着大量朝鲜梵钟与石造物。归根结底,需要的不是对善意的期待,而是说服、战略与原则。追回文化遗产不是情感的领域,而是政策的领域。观月堂的归来不是终点,而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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