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日记者走访的京畿道安养监狱,是1963年启用的韩国历史最悠久的矫正设施。前总统全斗焕、李明博,前忠清南道知事安熙正,以及“獠牙爸爸”李永学、吴元春等人都曾在此服刑。因设施老旧和超额收容问题而声名不佳的安养监狱,至今仍是象征韩国矫正行政现实的空间。
包括Seoul Economic Daily在内的31家媒体记者当天也进入安养监狱,亲身体验了部分服刑生活。包括记者在内的17人被分配到一间26.18平方米(约7.9坪)的收容室。定员为9人,但平时也有15至17人在此生活。墙纸上杂乱地贴着胶带,老旧的空间一眼就能看出岁月的痕迹。
在这间房里,每人占有的空间仅为1.54平方米(约0.47坪)。有人一转身,自然就会碰到别人的身体。身体无处安放,心也难以平静。在社会上一句轻声道歉就能带过的碰触,在这里却成为尖锐的刺激。午餐时间,面前也没有放好餐盘的空间,只能斜着放着吃饭。就连最平常的一餐,在这里也变成“勉强完成的事”。睡觉更加艰难。15人躺在一间房里,腿难以伸直,每翻一次身就会碰到旁边的人。这是连睡眠这一人类基本需求都难以完全满足的环境。通过服刑生活反省人生的矫正宗旨,在这样的空间面前只能轻易崩塌。
调查室与惩罚室的环境更为恶劣。墙面布满收容者留下的字迹,窗下霉斑蔓延。打开卫生间门,恶臭扑鼻。这里给人的感觉,与其说是纠正错误的“矫正”,更像是可能让人心更加扭曲的空间。
超额收容的不良影响并不止于收容者。据韩国法务部《2024年矫正公务员心理健康实况分析》,50.1%的狱警将“超额收容带来的过重工作量和人力不足”列为职务压力因素。狭小空间内聚集更多收容者,矛盾频发,而这种紧张全部由矫正公务员承担。安养监狱长尹昌植表示:“收容室密度越高,投入矫正现场的狱警疲劳度越高,教化也就越困难。”
问题在于,这种状况并非安养监狱独有。截至17日,全国矫正设施收容率为126.1%。定员5万614人的设施实际收容6万3842人。以超额收容带来的痛苦为由,收容者对国家提起的损害赔偿诉讼也持续不断。截至今年2月,相关诉讼共提起329件,其中部分认定国家赔偿责任并最终确定的案件为30件。
专家指出,超额收容并不仅是人权问题。恶劣的收容环境会削弱矫正与教化功能,最终提高再犯率,扩大整个社会的成本。当天穿上囚服参与部分体验的韩国法务部长官郑成湖也表示:“如果降低再犯率,可以减少的社会成本将达数万亿韩元,而现在矫正与教化难以得到妥善实施”,“如果社会安全得不到保障,经济增长之类的成果也毫无意义。”
最终,认为解决之道在于改善矫正环境的声音日益高涨。老旧监狱需要改造、新设施需要扩充,但部分地区将监狱视为嫌恶设施,新建并不容易。也有人指出,在预算编制过程中矫正部门被排在后位。韩国刑事·法务政策研究院在去年的报告中建议,将矫正本部升格为矫正厅,或需要另行制定提高矫正行政谈判能力的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