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4-20 | 서경IN

增加供应房价就会跌吗?:“首尔不败”心理学与政策条件[徐淳卓的Paide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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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围绕房地产政策的争论中,有一个最简单却不断被重复的问题:“增加供给,房价真的会下跌吗?”按照经济学教科书第一章的供需曲线,答案很明确:供给增加,价格就该下跌。然而韩国的房地产市场,尤其是首尔与首都圈住宅市场,却像是在嘲笑这一明快法则一般,使其失去了颜色。过去20多年间,政府公布的重磅供给对策多达数十次,但首尔公寓实际成交价指数在反复涨跌之后终究划出一条向右上方的轨迹,这一事实正是佐证。

每当政府放宽市中心重建、再开发管制,或公布新城级别的大规模供给对策时,与市场预期相反,该地区的报价便急涨,连周边房价也一同躁动,这种现象反复出现。第3期新城公布后邻近宅地地价反而跳涨,每次传出江南圈重建管制放宽的信号,狎鸥亭、汝矣岛、木洞一带就齐齐躁动,这些记忆至今鲜明。“扩大供给=价格下跌”的公式,为何在我们的现实中无法正常运作?

要理解这种理论与现实的落差,必须同时解剖住宅供给运作的物理时间结构,以及在其中活动的市场参与者心理。住宅不是工厂里冲压出来的工业品。从宅地指定、审批许可、补偿、开工、销售到实际入住,会产生最少5年、长则10年以上的时滞。请回想一下,第1期新城从公布到入住为5~7年,而第2期新城远超10年的案例也不少。因此,决定短期房价的并不是当下投入市场的供给量,而是“对未来价格与供需状态的预期(Expectation)”。价格建立在预期之上而非砖块之上,心理比指标更早推动市场。

正是在这一点上,行为经济学早已指出的“双重认知”在首尔住宅市场得到精准投射。人们一边批评“现在首尔房价相对于收入过于昂贵”,一边又坚信“尽管如此,首尔房价长期必然上涨”。即便PIR(房价收入比)远高于国际平均,购房待机队伍依然不见缩短,原因就在这里。在被这种迷信支配的市场中,政府大规模扩大供给的公布,并不带来“住宅变多了”的安心感,反而被解读为“想要进入首尔核心地区的待机需求如此爆发”的悖论信号。整治项目管制放宽之所以先刺激瞄准“开发利益”的投机性虚假需求、而非以居住为目的的实需,从而推高价格,原因正在于此。

再加上“羊群行为(Herd Behavior)”,市场的不确定性被进一步放大。以所谓“精明的一套房”为代表的江南等部分地区扎堆现象,或20~30岁一代的“举债到极限购房”热潮,便是典型。2020~2021年将住房抵押贷款、信用贷款用到最高额度买入首尔公寓的青年群体规模超过历史任何时期,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随后在加息阶段面临严重的本息负担。在价格上涨的阶段,扩大供给的信号不是价格下跌的前兆,而是刺激“现在错过末班车就永远变成瞬间贫民”的错失恐惧(FOMO)。焦躁的需求以过度杠杆冲入市场,于是尽管政府宣布供给将增加,价格反而飙升的怪象就此发生。

“理性泡沫”逻辑从根本上解释了这个非理性市场。只要市场参与者明知当前房地产价格存在泡沫,却仍期待“一定会有比我出更高价接手的下一个人(Bigger Fool)”,危险的传炸弹游戏就会继续。特别是在优质岗位、名校学区、密集的交通基础设施以及文化、医疗服务高度集中的首尔,投资者明知有泡沫,却采取“在崩溃前夕脱身即可”的策略,因此泡沫会比预想维持得更久、更牢固。更根本地说,韩国社会的资产积累路径过度集中于“首尔公寓”这一单一资产的结构性问题支撑了这种信念。家庭资产的70%以上被束缚在房地产上,连养老准备手段也只是一套公寓,在这样的现实中,“首尔不败”不只是一种心理,而几近宗教信仰。

而且正如前景理论所示,人们对同等规模的损失远比收益敏感。一旦进入房价下跌期或调整期,多房者和房主不愿确认损失,便会收回挂牌。这就是所谓“挂牌冻结”现象。2022~2023年利率急升期,首尔公寓成交量跌至历史最低水平,但房主几乎不下调报价、收回房源硬撑的场景,正生动地展示了这一点。这种不对称的心理结构使宏观层面扩大供给的效果失效,把价格的下行刚性铸成铜墙铁壁。归根结底,供给再怎么增加,只要市场相信“扛住终究会涨”,价格就不会轻易崩塌。

那么扩大供给的政策就毫无意义吗?绝非如此。充足且优质的住宅供给是长期居住稳定不可或缺的条件。尤其在1~2人家庭增加、恢复青年与新婚夫妇的住房阶梯、老旧住宅整治等结构性课题面前,供给是不可放弃的前线。只是说,单靠它并不能成为抑制房价的“充分条件”。要让扩大供给真正带来市场价格稳定,市场参与者“首尔房地产无条件向右上方走”的坚固预期心理必须同时被折断。因为只有供给这一物理轴与预期这一心理轴、这两个轮子一起转动,政策才能奏效。

问题的核心在于,政府与政策如何重新设计这一走偏的“预期结构”。像过去那样,房价上涨就抛出惩罚性税收和贷款管制,一进入萧条期又拿出刺激措施的冷热交替式修补处方,已被证明失败。这反而只是在市场中培养出“扛住的话政权和政策终究会变”的抗药性。政策一致性崩塌的那一刻,所有管制都被解读为“临时的不便”,所有刺激措施都被解读为“等待已久的信号”。因此,今后政策的焦点不应是短期市场干预,而应放在建立能从根本上稳定市场预期的“结构性框架(Framework)”上。

第一,必须确立基于原则的一致规则(Rule-based framework)。住房抵押贷款比率(LTV)、总偿债本息比(DSR)等金融管制以及持有税体系,不能随政治得失或选举日程而摇摆。上涨期收紧、下跌期放松的裁量式运作,短期或许有灭火效果,但长期会蚕食管制本身的信任。只有存在明确准则,市场才能消除政策不确定性,形成合理预期。

第二,政策必须确保可信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韩国房地产政策最大的悲剧在于,每逢政权更替,政策基调便180度反转。前政府的管制被下一届政府解除,再下一届政府又恢复,这种反复只给市场参与者留下“政策终究是政治的从属变量”的冷嘲。当长期住宅供给计划与国土均衡发展战略将超越党派而持续的社会共识与制度装置——例如独立的住居政策委员会、超党派长期住宅计划、国会层面的立法——得以确立,市场才会信任政府政策的信号。

第三,必须精细管理市场的“叙事(Narrative)”。市场靠的不是干枯的数据,而是在人们口中流传的强大故事。“房地产不败”“现在不买就成瞬间贫民”的叙事传播得比统计更快,比任何管制都更强烈地刺激买入心理。要打破这一神话,不能只停留在要建几万套的数字罗列,而需要一致的信息与实践,证明投机性需求绝不可能战胜政策。同时,还要在社会层面培育证明“首尔江南一套房”并非唯一成功路径的替代叙事——广域据点城市的成长、优质租赁住宅、多样化的居住选择。

第四,需求侧的结构改革也必须并行。放任家庭资产过度集中于房地产的现实而只增加供给,等于往破底的缸里灌水。应通过金融、养老金、股票市场拓宽健全的资产积累路径,并完善制度,使长期租赁居住成为合理的居住形态而非“失败的选择”。当住居从投资品回归为生活品,“首尔不败”的信念才会开始出现裂痕。

归根结底,决定房地产政策成败的终极变量不是供给量本身,而是预期结构。现在我们该抛弃旧的提问。不是“在首尔还要建多少”,而应把提问方向转为“怎样才能让市民不再把房价上涨当作理所当然的命运去相信”。任何未能重新设计预期的供给蓝图,最终只会被当作又一个“利好”被消费;只要回答不了这个本质问题,我们就永远无法摆脱房价的枷锁。

[经济术语]

这是卡尔·弗兰克·凯斯与罗伯特·席勒教授在解释房地产市场泡沫现象时提出的行为经济学概念。指市场参与者一边评价“当前房价贵得离谱(泡沫)”,一边又迷信“今后房价无条件会更涨”的矛盾心理状态。它很好地解释了明明清楚认识到价格高估,却因迷信未来价差而投身非理性买入的现象。

2)羊群行为(Herd Behavior)

这是罗伯特·席勒教授在解释资产市场非理性繁荣与泡沫形成时强调的概念。指市场参与者不依赖客观指标或合理分析,而是附和大众动向、不加批判地随群而行的现象。在房地产市场,它是解释人们被“别人都在买,只有我不买房就可能永远成为瞬间贫民”的不安(FOMO)裹挟,盲目借债追高买入的所谓恐慌性购买或举债到极限热潮的核心原理。

3)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

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与阿莫斯·特维斯基创立的行为经济学代表性理论。按该理论核心的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倾向,人们对同等金额的损失所带来的痛苦,感受远(约2倍以上)大于收益带来的喜悦。在房地产市场,它被用作解释房价下跌期房主不愿确认损失而收回挂牌硬撑的所谓挂牌冻结现象,以及由此导致价格不易下跌的“下行刚性”的核心依据。

4)理性泡沫理论(Rational Bubble Theory)

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让·梯若尔(Jean Tirole)用以解释资产市场泡沫为何不崩溃而能维持的概念。指市场参与者明确知道当前资产价格存在泡沫却仍继续投资的现象。这是因为他们期待“泡沫总有一天会破,但在那之前一定会出现比我出更高价接手的下一个人(更大的傻瓜)”,从而追逐短期价差。它清晰地展示了房地产市场每逢急涨期出现的惊险“传炸弹”式买盘,以及泡沫比预想持续更久的原因。

5)叙事经济学(Narrative Economics)

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教授提出的概念。该理论认为,经济主体的决策与市场的巨大走向并非由干枯的统计或客观数据决定,而是由在大众间如病毒般传染的“故事(叙事)”所左右。它清晰地解释了在房地产市场,“首尔不败”“现在不买就成瞬间贫民”这类强有力的故事如何刺激人们的不安心理,并最终导致房价急涨这一现实的经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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