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律师事务所律师金俊宇15日强调,韩国企业也可以战略性地利用针对海外政府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ISDS)。金律师表示:“韩国是一个既吸引外资、对外投资也很活跃的国家”,“如今已进入韩国企业也能积极运用ISDS的时代。”他还说:“ISDS并不是一项我们只能单方面被动承受的制度。”
金律师解释称,在正式进入仲裁程序之前,仅仅发出“仲裁意向书”,就能起到促使对方国家政府更认真对待谈判的效果。其意在于,对企业而言,这并不意味着要与国家全面开战,而是可以把ISDS作为改善投资环境或促请对方履行既有承诺的战略性牌。他说:“运用ISDS并不一定意味着要与该国结怨”,“可以战略性地提交意向书,从而促成和解,营造友好的投资环境。”
实际上,韩国企业和公共机构也有运用ISDS的案例。三星集团E&A(原三星工程)2015年针对阿曼政府向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申请国际仲裁,2018年双方达成和解,案件终结。具体协议内容未公开,但当时三星集团E&A正在推进规模达1万1152亿韩元的阿曼炼油厂建设项目。
公共部门运用ISDS的案例也在持续出现。韩国石油公社2023年就原油与天然气业务针对尼日利亚政府提起投资仲裁。韩国矿害矿业公团去年也就矿山开发中断问题,针对巴拿马政府向ICSID提起规模达20亿美元的ISDS。
金律师强调,若要为海外投资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争端做准备,从投资初期阶段起“书面化”最为重要。因为即使外国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承诺税收优惠、许可支持、监管稳定性等各种条件,若仅凭口头承诺就推进项目,日后发生争端时举证并不容易。他解释,等争端成为现实后再迟迟提出问题,胜算必然降低。
他说:“投资过程中政府提出多项承诺,却在未留下书面记录的情况下推进项目,这种情况意外地多”,“务必要将其明确书面化。”他还补充说:“尤其要警惕仅凭当地代理商或合资伙伴‘与政府有关系’的说法就贸然投入项目的情况”,“初期条件若中途变更,项目本身可能陷入困境,而事后提出问题时,若政府方面推脱称‘我们何时作过那样的保证’,就无从应对。”






